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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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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阮安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先后主持了：皇宫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的重建工程，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墙的改造工程，开始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这项工程不仅使城墙愈加坚固，更美化了其外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级”官员），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张兆裕）
北京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处近年建成的菖蒲河公园，环境优美宜人。虽然距离闹市只有几步之遥，但一走入其中，清奇的古意扑面而来，市声一下子便被隔在了另外的时空中。每年入春后，随着桃李绽放、槐花香飘，更是让人神清气爽，遐思无限。公园中，要属普渡寺的大殿最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壮丽古朴，还由于它含凝着明初以来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瞬间。
在明代，南池子地区和太庙、社稷坛一样，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地方，永乐时称作“东苑”，后来称为“南宫”或“南内”。普渡寺所在位置，明正统时原为崇质宫，是南内的核心。应该说，南内在明初不过是皇家的又一处苑囿而已，性质有如南苑、西苑，并无特别，但由于明代唯一的一位太上皇――英宗朱祁镇曾在此居住六年，并从这里出发重新夺回政权，从而使南内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身为帝王，英宗朱祁镇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然而一切坎坷都是从最初的平静开始的。
公元1436年，史称正统元年，八岁的朱祁镇第一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岁的小皇帝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有那样多的波折。人生的大起大落原非一个八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事情。扶他坐上皇位的是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这位女性被认为是明代后宫贤良淑德的典范；辅佐他的是由明初最著名的文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内阁。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只要按照礼仪主持王朝仪式，听从辅臣的安排处理国事，就能做一世的太平皇帝。
然而，世事的发展并非总能一如人们的预期，时光的流逝总能将一切改变。围绕着八岁小皇帝的都是老人，孩童会长大，长者会衰老，这是人世法则。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中的杨荣在前此两年也已去世，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都过了七十岁，行将就木。这些老人并未给英宗皇帝留下出类拔萃的可用之才，却让这位虚岁十六的少年皇帝得到了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天下的机会。这个机会，同样也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与少年皇帝关系紧密且正当壮年的宦官王振，他把持了朝政。
人们都认为明代宦官乱政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宦官乱政自王振始。宦官能够干预朝政的主要起因是永乐年间设置了内书房，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太监。永乐皇帝朱棣曾说服了一批儒者自愿净身入宫教导太监，王振正是自愿净身入宫的人之一。当张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处事小心，聪明机敏，博得了朝臣的赞誉，又做了英宗的启蒙老师，是英宗最可信赖的人。所以在张太皇太后去世和三杨老迈的时候，他顺利地控制了少年皇帝。也许朱祁镇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不愿去想，他摆脱了老人的操控，又落入了宦官的股掌。身处帝国权力金字塔尖上的皇帝从来都不是自由的，通常还格外孤单。在这种情况下，被谁操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那个人能陪伴他，能让他感觉到少许自由。对于英宗，王振正是这样的人。
英宗选择了宦官，对国家是场可怕的灾难，可对他自身而言，也许并不是最坏的选项。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开始了一场对蒙古瓦剌部的亲征。在这次形同儿戏的战争中，刚刚二十出头的英宗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所有的史料都认为，是王振的张扬和好大喜功导致了失败。但是王振在这次战役里，死于乱军之中；很多宦官誓死守护年轻的皇帝，在瓦剌要俘虏他的时候，扈从的宦官们将他围在中间以防被敌人冒犯。宦官并非全是凉薄之人，对于英宗，至少他给予宦官的宠信还是得到了感情上的回报。
明英宗的命运看起来比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好得多，他在被瓦剌囚禁了一年以后，被送回了北京。可是，江山已经不是他的江山，宫苑也不再是他的宫苑，现在的皇帝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即景泰皇帝。他只能作为“上皇”居住在南宫。南宫与朝堂近在咫尺，然而曾经受万人朝拜的皇帝现在只是一只标准的囚鸟。再后来，他的儿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成化皇帝）成了废太子，被封为沂王。眼看自己的正统地位完全被别人取代，真不知道这位曾经以“正统”为年号的皇帝心里是什么滋味。
然而，权力的大起大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朱祁镇生活的实质。当初在紫禁城中，他不过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一个符号，所谓禁宫，其实禁住的主要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后来在瓦剌营中，他作为超高级战俘，一样有太监服侍；至于到了南宫，谁都知道他事实上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其间的服器用度虽然不能跟皇宫相比，也绝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仔细一比，他其实并没有比过去更加不自由。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而最不相同的，当是他的心情。他曾经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沉浮，如今他的生死则由自己的兄弟掌握着，这份忧恐与悲哀，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当他看到南宫的树木被伐尽、崇质宫的宫门被紧锁，以防他交通外人时；当他听到与他有关的宦官莫名而死时，他的忧虑与哀伤无疑会凭添若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场别有用心的政变，或许朱祁镇会在忧伤中无声地老死于凄冷的南宫，逐渐被人们遗忘。可有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戏份，他们就像被人操控的吊线木偶，不自觉地走到了华丽幕前。明英宗可能从来不曾认真想过自己还有走出南宫、重返大内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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