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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4：56：12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懂吗？”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