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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习惯于这样想：监牢、流放、国外的艰难生活在等待我。　这些无论何时也没使我害怕。　我从来不向往外观上虚荣的升迁，从来不去谋求任何社会地位。　我一生都厌恶那种“占据社会地位”的事情，这种厌恶不仅由于我的革命感情，而且是由于我的基督教感情。我常常像受罪一样地去体验我在许多方面的特权地位，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准备去作职业革命家。比起职业革命家来，我更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　我的作用就在这里。　但是，我感到，我不仅和贵族社会有着深刻的断裂，而且和那称为自由的甚至激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可以享有生活的福利，但却不遭受任何危险，即使反对党也是如此）也有着深刻的断裂。记得我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带有某种轻蔑态度的。当我还是大学生但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时候，我参加了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小组的文学集会。　Ｍ。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把我领到那里，这次集会主要是与《神的世界》杂志联系起来的，这个杂志当时已经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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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自我认识

　　　　我自己也开始在《神的世界》上发表文章。　彼得堡的文学集会引起了我疏远、厌弃的感觉，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感觉是由于相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集团的。　我称之为青年时代自己个性的革命坚毅精神是比革命性这个词的原有含意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根基，使我一直讨厌文学家、律师、教授们的社会，而在国外的时期则讨厌议会主义政治家的社会。　这种根基决定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的不调和的态度，后来我想，与以保留的形式和反对的形式享有现实财富的社会实行宗教上的断裂是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这种僧侣禁欲主义的代表，清教徒的教义对我也完全格格不入。　我现在同意这种想法：是同一种动因引导我走向革命和走向宗教。　在另一种情况下，我讨厌满足于“象征的世界”

　　　　，希望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的这种态度有比较激烈的时候，也有比较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性”

　　　　的厌恶永远是我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东正教，同样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东西。　我一直体验着在力量和价值之间令人痛苦的冲突。　力量大的价值低，力量小的价值高。　从“魔鬼阵营”中越出的革命贵族是很有魅力的，有时我为此而倾倒，这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

　　　　G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前，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已经明显起来。　我是从伦理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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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９１

　　　　社会主义的，我还把这种伦理学的根据转移到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去。　在过去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我主要读了Ｈ。　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我把他作为社会学家来评价，尽管我认为他的哲学基础较差。米海洛夫斯基属于７０年代，当时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我思想中占了上风。　我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主体方法”中能够看到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它表现出哲学上的软弱无力。主张个人高于社会之上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也是很有兴趣的。　米海洛夫斯基，和赫尔岑一样，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对我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对我来说是基本的。　带着这种情绪我和正在俄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这是在１８９４年。　我觉得，这是在俄罗斯生活中升起的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对这种学说的态度，我立即开始大量地读书，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自然科学系的同学达维多夫。　雅科夫列维。　洛哥文斯基相识，他是与我建立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人。　他在智力上才能超常，高于其他同学许多，和他能够建立很高水平的交往，这种交往在社会学问题上给了我很多益处。　洛哥文斯基身材高大，但胸部狭小，他在长期监禁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图别库列。　我保持着对他的怀念，认为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卓越的人物之一，我作大学生的那几年，我的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是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他不狭隘，他有广泛的兴趣。在监狱和流放地我看过他，但那时我已发生了向唯心主义的决定性的转变。　我痛心地发现，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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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自我认识

　　　　的关系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成分。　我的父亲曾利用关系为改善他在西伯利亚的处境而奔走，但没有效果。通过洛哥文斯基，我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小组进行交往，Ａ。　卢那察尔斯基属于这个小组。　那时开始了俄国知识分子无休止争论的纪元。　我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直接交往的第一次印象还重现在我脑中，那是在一个波兰人的私人住宅里听报告。　那个波兰人后来和我一起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这是我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它不仅使我厌倦，而且引起我真正的烦恼，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烦恼，这是窒息的感觉，缺乏空气的感觉，缺乏呼吸自由的感觉。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问题：什么促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复杂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受至今犹存。　我不能附和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民粹派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派，老的俄国革命者的心理形式也与我格格不入，按观点说我不是民粹主义者。　此外，我也厌恶恐怖手段，我一直对它持否定态度。　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全新的意识形态，它是俄罗斯知识界的急剧变化的征兆。在９０年代末出现的马克思学说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其他学说来，在文化水平上要站得高得多，它具有和其他学说很少相似的形式，后来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我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为我成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者提供了可能。　对于老一代的革命者来说，革命是宗教；对于我来说，革命不是宗教。　各种圈子的分化发生了，也产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放。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具有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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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１２１

　　　　它的历史哲学的气魄，世界前景的宏大描述迷住了。我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旧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地方性的现象。９０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欧化，使他们归入西方潮流，走入更辽阔的天地。　我具有很强的反民族主义情绪，很倾向于西方。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人物，我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当旧的革命派别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我有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理想的要求，我不想成为空泛议论的抽象思想家，所有这些促使我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但是，我从来也不能在自身中容纳它）。我开始阅读基辅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讲话和报告。一次我从国外旅行回来，用伪装的箱子底层带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著作。　我记得当时的奇怪现象：当时工人中的潮流是敌视知识分子，要求发挥工人的独立自主性。　这种潮流的一个著名代表是印刷工人。。这是一个很高的、有着漂亮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他特Q别反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照顾我，甚至希望我来领导这个潮流。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外表我是比其他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更远离工人界的，我实在是个老爷，是个比所有的人都知识分子化的人，对此我完全不能解释清楚。　大概，这多少和我身上知识分子等级的特点（脱离疏远工人界，希望作领袖）比较少有关系。　更主要的是，我对所有的人都绝对平等地对待，无论对谁我都不傲慢。什么时候我都不这样想：我为了理想而忍受了特殊的迫害和痛苦。　但是我终究坐过牢，遭到过流放，经历了令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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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自我认识

　　　　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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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３２１

　　　　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