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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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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上。 从美好的远景出发而产生的他对革命的态度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他们生活在文学——宗教的图景之中而不能察觉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腐朽和疯狂的进程。 在巴黎的日子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特别高兴的事。 我强烈地向往宗教的严肃性和宗教的现实主义。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身上,我产生了过于向东正教贴近的印象。 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交往,我比实际上更像一个东正教徒。 文学上的宗派主义引起我的抗议,我一直拒绝创建教派主义的教会的企图,我不是在创造新的圣仪形式中思考新的基督教意识的,对我来说,新事物不是在神圣的氛围中存在,而是在预言式的氛围中存在的。 整个冬天都在激烈的争论中度过,我没有返回彼得堡。

    G对于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思潮来说,十分特别的是,迅速地发生了向宗教和基督教的转向。 俄国的诗人不可能坚持唯美主义,他们期望通过不同的道路克服个人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是这个方向上的第一人。 以后,象征主义的倡导者们开始集会反对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依万诺夫和别雷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象征主义理论派。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那些宗教在相互接近,在这里我可能是主要的中间人,我和吉皮乌斯、依万诺夫、别雷维系看私人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是牢固的。 在莫斯科、彼得堡、基辅都建立了宗教—哲学学会,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C。 布尔加科夫,本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第一个达到传统的东正教,在莫斯科成立了“纪念B。 索洛维约夫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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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自我认识

    教—哲学学会“

    ,它的主要活动家是布尔加科夫、特鲁别茨科伊、埃伦、拉琴斯基,后来还有B。 依万诺夫。 我移居莫斯科后,主动地参加了这个学会。 这个宗教—哲学团体比彼得堡的文学团体对我更有吸引力。 但是,在那里,正像经常在各处一样,我没感到完全是自己的家。 通过莫斯科的宗教—哲学学会与东正教会,我被列为朝圣的人。在这些人们中间,我是最“左”的,是“现代派”

    ,尽管我真挚地希望参与东正教会的秘密。 一个时期里,宗教——哲学学会成为非常闻名的组织,公开举行的报告和公开的辩论进行得很好,文化精英们很乐意进行集会,它成了智慧和精神的中心。 宗教—哲学学会表现了自己特殊的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风格,任何一个命题都在精神的完整性中加以讨论;在任何一个命题(哲学的、文学的、社会—历史的)中都看到宗教的核心和基础。讨论在很高的文化水平上进行,并且达到很高的智慧的精致。应当公正地承认,只有俄罗斯才能了解,这些具有智慧文化的最高水平的人们是如何进行活动的。 我积极地参加了在Pontigny和在“Union

    Pour

    La

    Vérité“

    (“为了真理联盟”)的争论,应当说,我们俄国人的讨论是高水平的和深刻的。 主要的界限就在这里。 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按其本质去研究。 例如,当提出孤独问题时,那么,他们谈的是彼特拉克、卢梭或者尼采如何谈孤独,而不是谈孤独本身。论说者不是站在生活的决定性的秘密面前,而是站在文化面前。 这里表现了过去的伟大文化的疲惫性,它不相信根据实质解决问题的可能,在我们俄罗斯,在我们多年的争论中,问题被归结为最后的、确定的、活生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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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结为第一性的,而不是归结为反映,不是归结为第二性的。不仅仅在宗教—哲学学会中是这样,而且在私人家庭里的争论,在40年代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也是如此。别林斯基在继续了一整夜的争论之后写道:不能散离,我们还没解决神的问题。 在我们那里,当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舍斯托夫、依万诺夫、别雷、拉琴斯基和其他人聚会时,也是如此。 不过,我们的团体人数不多,大部分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其他问题,他们有着另外的世界观。 尽管知识分子的意识已经开始转变,倾向西方文化的人们仍很不相信能够解决上帝的问题。 在争论之后又及时地聚集起来,整夜整夜地继续争论,这是俄国的现象。 宗教—哲学学会有着自己的界限和自己的否定方面:不可能产生刚毅的行为;不可能进行教会的改革。 但是,它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当将要讲到我的宗教道路时,就要谈谈我和东正教人士接近的体验,这是在莫斯科时期的新的接触。 存在着恢复中断了的传统的企图,但传统概念本身于我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在莫斯科我第一次想要了解东正教这个世界,经过自己的体验去探索它。我开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深刻的沟通。我很早就读了索洛维约夫的书,现在则更加注意地读。 对我来说,最贴近的思想是神人类()的思想,这个l N O N h S W N L S h V K L N思想被我一直认作是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基本观念。 然而,无论何时我都不是索洛维约夫主义者,涅斯梅洛夫的书《论人的科学》甚至对我有更大的意义,特别是它的第二卷。 涅斯梅洛夫的思想和我的人类中心论的根本思想相适应。 在莫斯科我开始注意地读斯拉夫派的著作,而过去我是讨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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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自我认识

    我特别注意霍米亚科夫,开始读他的书。 霍米亚科夫关于自由是基督教和教会的基础的思想使我感到很亲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是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在这个时期我还读了“神圣祖国”的著作,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好感。 在教父中我喜欢奥利金,特别喜欢格里果利。 尼斯基;通过禁欲主义——神秘主义的著作,我了解了伊萨克。 西利阿尼。 在这些年里,正在酝酿着俄罗斯独创的宗教哲学。 在莫斯科我遇见了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他们都是非常独特的和很有才干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最有兴味的一些人物,其时已经转向东正教。 我和弗洛连斯基从一开始就相互对立,我们是过于不同的人,而且敌视与己不同的人。主题本身就是不同的,如果说,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冲突是由于他的两面派作风,模棱两可,缺乏意志的抉择,滥用文学上刻板的公式,那么,我与弗洛连斯基的冲突则是由于他的魔法,由于他对神奇世界的第一感觉,由于他的挑衅性不来自强烈抗议,而来自消极的意见,由于他缺乏自由的主题,由于他的软弱无力的基督感觉,由于他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所使用的模仿风格和颓废情绪。 弗洛连斯基对道德的冷漠以及用美的评价代替伦理评价,令我吃惊。 弗洛连斯基是极其雅致的反动分子,在他那里没有什么真正的传统。 关于他的卓越的、在某些圈子里得到大的成功和影响的著作《栋梁和真理观念》,我写了题为《具有模仿风格的东正教》的文章加以评论。 由于这篇文章我受到很多的责难。 弗洛连斯基是学识渊博的人,他是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语文学家、通灵术士、诗人、神学家、哲学家。 我认为他的著作中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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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的是在心理学方面,最有意义的是论怀疑那一章。然而,我没能发现他的专门哲学家的才华,在他那里能够找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以找到存在主义神学的因素。可以感到他既有大的天赋,又有大的弱点,与怀疑斗争乏力,为保守的东正教作人为的和模仿性的辩护,多愁善感,精力麻痹,宗教见解的自发力量占了优势。 在弗洛连斯基及其精神结构中有着温室般的令人窒息的空气,而缺少自由的空气,他完全是个风格模仿者,故意地低声说话,颓丧的眼睛向下望。 在他的书中进行着自我斗争,把这归结为固有的自发的天性。 有时他不知为何直爽地告诉说,他要和固有的无限的酒神自发力量作斗争。他既以魅力诱惑人同时又是被诱惑的,在这方面他与依万诺夫是相像的。 他是东正教神学的新型式的首创者,这种神学不是经院哲学的,而是“经验的”。他是具有特色的柏拉图主义者,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柏拉图,柏拉图的思想在他那里几乎具有性欲的性质。 他的神学是色情的,这在俄罗斯是新的。 他同样按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基督教中圣灵的新阶段,然而这是不自如的和受约束的。 由弗洛连斯基就达到了索菲亚学说()

    ,尽管他在布尔加科J N m E N W N O E '夫之后既没有加工也没有发展它。 很多的首创工作是属于弗洛连斯基的,然而20世纪初东正教复兴的中心人物是布尔加科夫。我的宗教哲学是在我的著作《创造的意义》中完整地创作和表述的,它是区别于多数的流派的。 它基本上是由另外的主题和问题、另一种思想体验所构成的。 我相信它比所有的宗教哲学都更加倾注于人的问题。与其说我是个神学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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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说我是个人类学家,我的出发点是关于人的直觉,关于自由和创造的直觉,而不是关于索菲亚()问题,不是关J N m E '于世界的物质实体的圣洁化问题,像其他人所作的那样。 我比所有的人更加受到世界和人类生活之恶的折磨,这与不幸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一点,无论在加尔文和路德那里,还是在冉森教徒和禁欲主义僧侣的东正教那里,都是一致的。 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世界的堕落和人的不幸,但我相信人的最高本性。我认为,在恶的问题上,马西昂和诺斯替教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基尔克果(我很晚才了解他)

    都是同源的。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比索洛维约夫和斯拉夫主义者更亲近。 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也是个人类学家,他发现了人。 我从来反对把历史成果神圣化,在这方面我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始原,它是由历史整体的神圣化得来的,而历史整体之神圣化是由于完满的神的能力决定的。 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和我所主张的人的自由与创造的激情,我为人的价值所进行的斗争是直接对立的。 转向的知识分子重又兴起的对神职的向往对我也是格格不入的。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索洛维约夫(诗人,索洛维约夫的侄儿,后来又跨到天主教中去了)

    、杜雷林、斯文季茨基(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从宗教—哲学学会跳出去而轰动一时)都做了神甫。 我对教权主义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和不变的反感。 我一直也不能克服由于精神阶层所产生的某种异化性。 可以肯定这是贵族——伏尔泰主义情感的残余。 我特别在侨民中宣讲反教权主义,而这些侨民是被教权主义思潮所控制的。 我对长老的生活方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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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对此,我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但是长老的绝对权威,我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从内心来说我一直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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