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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至８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７月１０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８月８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６月３０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７月１９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７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　　　　
　　　　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１６至１８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德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过即使在这以后，他也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里有一份１９４２年斯大林亲自写下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名称，大概也没有意义。看来斯大林一面发出指示，一面在思考问题，匆匆草就了这份文件，连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难读懂它：　　　　
　　　　１）第４０集团军——７步兵师＋２坦克旅。　　　　
　　　　２）卡图科夫——去第４８集团军背后。　　　　
　　　　３）米舒林留在原地。　　　　
　　　　４）莫斯托文科去第６１集团军地区。　　　　
　　　　５）利久科夫在叶列茨以西地区。　　　　
　　　　６）主要任务在北方。　　　　
　　　　７）第４０集团军也进攻。　　　　
　　　　文件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　　　　
　　　　什捷缅科少将紓紡矠　　　　
　　　　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７月１０日，当已经得知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　　　　
　　　　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　　　　
　　　　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　　　　
　　　　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西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置胆小鬼和叛徒紓紣矠　　　　
　　　　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敌军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１９４１年冬天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他装备了一个通讯站，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2）

　　　　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三个主要方向：西北部向列宁格勒方向、西部向莫斯科方向和西南部向基辅方向。斯大林很可能是在这时作出了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建议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分别成立指挥部。总参谋部自然支持他的建议。７月１０日，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南方向指挥部。看来，这个决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各指挥部不久就成了斯大林责怪的对象，说它们“消极而优柔寡断”。　　　　
　　　　从今天的高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除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我们知道，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６月２７至３０日，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我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