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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动。回忆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一切都获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来越接近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境界。无论对谁都是如此。对领袖们来说也是一样。　　　　
　　　　也许，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战胜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输了吗？也许，他的个人胜利的历史性的注定失败使他害怕了吗？也许，他亲自处死的数以千计的他的同志、朋友、战友们的亡魂拨动了深藏在他的灵魂里的良心之弦吗？在用因热气而流泪的双眼凝视着化为灰烬的木炭时，他看见了什么呢？在知道这个人写了、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时，我不能相信他能够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大概只有时间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压抑，因为时间对刽子手也好，对牺牲者也好，都是同样残酷无情的，不过也有区别，就是它对一些人永远投以蔑视，而对另一些受难者则特别予以永恒的哀悼。　　　　
　　　　他，作为一个人世间的神，环顾了一下“第七个创造日”，能够说，一切都达到了：创立了强大的国家，使伟大的人民听话了，战胜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博得了千百万自己的同胞的由衷爱戴。但是，为什么苦恼忧愁并没有离开他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确信，他的长期的流血的社会实验不能够最终用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对抗私人的投机活动？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不认为如此。这不像斯大林。他干脆就是怕死。因为一辈子都怕谋杀、搞阴谋、搞破坏活动。他怕在死后他的全部罪行会举世周知。他因苦心经营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这种产物成为别人的。因为在那里，对他来说将会没有位置了。正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在生命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常常对自己的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崽一样完蛋！”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并不久。　　　　
　　　　年迈的“领袖”害怕了。他晚年变得通红的脸（显然是由于高血压），尽管特别善于把必需的假面具绷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掩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包藏着恐惧的深深的疲惫。他的女儿在塑造父亲的心理肖像时写道，在走向自己的尽头时，他感觉到自己心灵空虚，“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恋，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变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惧心开始折磨着他——坚强的神经终于衰弱了。但是，迫害狂并不是病态的胡思乱想：他知道并且明白，人们都在恨他，而且知道为什么”紙紜矠。在不时发生的头晕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他对高加索人特别长寿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　　　　
　　　　以前他几乎从来不想自己的孩子们。实在是顾不上这些。他实质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他听到大儿子的名字时，总是生气；这种心情随着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瓦西里他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远不是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但是他感觉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的在职，只不过是由于门第和暂时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些上层靠山——“朋友”的缘故。他们为中将想出了一个职务——“莫斯科军区战斗部队空军司令员助手”，而后来就委派他执行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责。在１９４８年６月，布尔加宁就说服他——斯大林任命儿子为司令员。斯大林明白，把瓦西里“拉”上去，是为了使他满意，但是他只是挥手表示不耐烦地说：“随你们的便！”假如斯大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可能会说：孩子们还没有锻炼出来。但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使自己受到内心的审判，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虽然他号召别人这样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紙紝矠　　　　
　　　　女儿，她已经完全不再听话了。在她离开了又一个丈夫以后，父亲就吩咐分给她一套房子，并且事实上已不再关心她了。她有时乘车到他的别墅去：听听他老年人的唠叨，要些钱花。完全靠国家保证生活的斯大林，从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叠钞票塞给女儿。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一次也没有花过一个卢布，没有进过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勉强度日的。对于他来说，钱老早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然而，为斯大林服务的为数众多的奴仆，都知道钱的意义。　　　　
　　　　有一回，已经是５０年代初了，当时斯维特兰娜开始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斯大林想关心一下她在写什么样的学位论文。人们报告他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在苏联长篇小说中发扬俄国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注明日期是１９５４年（父亲已经去世以后）的申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内容提要中，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为了揭示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激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　　　　
　　　　“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　　　　
　　　　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4）

　　　　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　　　　
　　　　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紙紟矠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1）

　　　　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