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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紘紛矠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　　　　
　　　　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紘紜矠。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斯大林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1）

　　　　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　　　　
　　　　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的列宁的信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１２月２３日至１月２３日口授的札记，共１３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紘紝矠　　　　
　　　　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紘紞矠　　　　
　　　　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　　　　
　　　　“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紘紟矠　　　　
　　　　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　　　　
　　　　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　　　　
　　　　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入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紘紡矠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