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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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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居全国之首。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深圳万元工业产值废弃物排放量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最少，污染企业只占10％。因此，深圳多次放出风来，要在最近几年内超迁进入英格尔斯指标的现代化。
为了继续打造这快中国唯一的样板田，深圳近年开始了构筑“人才特区”运动。早就有报道说，深圳市给每一位进市的博士5万元安家费。《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19日又有一篇文章报道说，深圳市人事编制工作会议决定，十五期间深圳将构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特区。按照规划，深圳市全市人才总量到2005年要达到98万人，年均增长7。8％，专业技术人员总量达到75万人，年均增长8。2％，十五期间将力争引进国内外人才20万人，计划每年引进高级专业人才600名，博士后20名，博士生200名，硕士生2000名，重点大学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 10000名，并且将突破以迁户口、专关系为特征的刚性引进的常规做法，进一步完善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自由流动的人才柔性引进机制。
但在这种人才引进中，深圳市是否在搞身份歧视？博士生就要发给几万元，民工就要另眼相待。看看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总人口达到700。84万人，较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了3。36倍。但在这700多万总人口当中，具有深圳户籍的人口只有121。48万人，只占深圳总人口的17％， 同1990年的64。38万人相比，10年多只增加了57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增加5。5万人。＇见《中华工商时报》2001，4，19，＇
在这里我不仅要问：一个城市居然有占总人口83％的的人口没有当地居民资格，这种城市算什么城市？这种事实是否让我们联想起1860年以前的美国南方省份。121万上等人比580万下等人，这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例。有户口的人对没户口的人是一种何等的特权！在这种身份差别中将埋藏这多少不平等！一边是有户口身份的高级市民，一边是只有打工仔身份的外地民工。这种人口比例使我想起了1998年报道出来的数字：深圳每年要截掉1万多根手指头。伴随着的是，伤残民工被廉价打发回家。就是由于存在这样大量的不平等待遇，使深圳冒出了一位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
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值“六一”儿童节。地处广东省的《南方都市报》上登出一篇反映深圳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文章。我现在把它部分摘录如下：
深圳：外来孩子读书难
本报记者 苟骅 游细平
当全深圳少年儿童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灿烂的笑容时，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外来人员的子女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不得不集资租一片空地来表演节目，甚至一件节日的新衣都成了这些孩子的奢侈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关注还太少。于是，在“六一”，在这个孩子们的节日里，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投向这样一个处于弱势的儿童群体从今天起，我们还将从不同视角，推出关注儿童成长的系列专题，敬请留意。
近年来，深圳外来人口迅速增长，成千上万的“小移民”跟随爸爸妈妈走进了繁华而陌生的大都市。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小群体里，少数人侥幸“挤 ”进了公办学校，而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因为没有深圳户口，不得不走进非法开办的幼儿园、民办或“地下”小学开始新的求学历程
据深圳市教育部门统计，目前全市批准开办的民办中小学已达１１０多所，接收外来学生近１０万人，但仍然满足不了与日俱增的外来工子女的求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非法和“地下”小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福田区教育局教育科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该区仅非法开办的大小幼儿园就多达３６所，在读幼儿约３０００人。据介绍，这类幼儿园和民办小学大多设在外来人口密集地区，由于入读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相对于公办幼儿园和学校，其收费不高，入学条件“宽松”，有时还可由双方协商，从而成为深圳外来工解决子女上学问题的主要途径。设施简陋师资弱孩子身心令人忧
教育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深圳大部分非法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开办者都是暂住人员，且多为非专业人士。管理人员要么是临时聘用的老人，要么是未经培训的无业青年。招聘的教师也大多来自外地，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初中都没有毕业，对孩子只能实行保姆式看管或进行一些不正规的读写和计算训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大部分非法开办的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教学场地多为家庭式套房，环境差、活动空间少、设备简陋陈旧，有的甚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在这样的“学校”里，外来人员的子女们享受不到必要的学前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他们缺乏应有的游戏和户外活动。
与公办学校把孩子的人身安全和饮食卫生当作学前工作的“命脉”以及保教并重的教养目标相比，这些生活在特区的外来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和学校教学质量之差亟须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深思。
《南方都市报》2001，06，01，
看了这样的报道怎能不让人心酸！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人们怎么能对身份歧视和等级制度的现象熟视无睹？这些事实怎能使我不怀疑这种发展方式，怎能使我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农民工基础上，甚至建立在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剥夺上。深圳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对外商的优惠，低税、免税。一个大量利用内地低廉劳工。如果没有大批自发流动的民工涌往深圳，如果在用工制度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深圳的发展决没有这样快，深圳的产品也不会如此廉价，在国际市场上不会有多少竞争力。
身份待遇问题虽然已被不少学者和官员所认识，但从理论上清楚地检讨我们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似乎还没展开。深圳今天的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漂亮的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大城市。但是，深圳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特”字上，这种特不仅表现在特殊政策，特殊权力，还有特殊保护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内没有一个人反思过“特区”这两个字的意思。特区不仅意味着有别于旧制度计划经济，也意味着与众不同和特权，意味着不公平竞争。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一种特殊权力和特殊保护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这种“特殊”公平吗？直到我们要加入WTO，对照国际准则，才发现了特殊的问题。应当说，深圳在破除旧体制上功不可没，但在创新的过程中享受特殊待遇也不能让人心服。深圳市现在经常把进入现代化挂在嘴边上，但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和身份待遇，即使你人均GDP达到了5000美元，又能怎么样呢？
另外使我怀疑的是1999年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000元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仅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还是包括了外来人口？如果把外来人口也算在内，深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决没有那么高。1999年，深圳GDP达到1436亿元，如果这年深圳的总人口以650万计算的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2万元，如果按去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数字700万人口计算，人均GDP仅有2万元。所以，我认为深圳的统计数字存在着极大的虚假性和水分。为什么不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外来人口不照样是在深圳做贡献吗？深圳政府在统计人均GDP的时候怎么能将这一部分人口剔除？
所以，对中国的发展人们一定要多几个心眼。否则常常会被一些虚假的数字迷惑。特别是，中国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多误会。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则无法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发达国家通过PPP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口咬定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不能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上，中国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麻烦，主要问题就是发展的假象造成的。
发达国家问中国：既然你是发展中国家，怎么还有能力发展原子弹、导弹？怎么还能让火箭上天？这一发展水平说明你中国已经不是穷国了。穷国哪有钱搞核武器？并且，从人均GDP上来看，你中国也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48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950美元，中国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怎能给你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学者和官员不得不动脑子给外国人做工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外国明白：把中国列入发达国家其实是个误会。胡鞍钢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宝贵的研究。这里特引用他的一些观点和数据。首先，胡先生发现中国地区差别可以分四个等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发达城市，象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8320美元的水平，分别为高收入国家24430美元水平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所以，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
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的水平，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1790美元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看完胡博士的研究，一个残缺现代化的轮廓清清楚楚地展现人们眼前。只要一个国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存在着巨大的国民待遇差别和身份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物质上和文化上巨大的人际差距和地区差距。这种现代化就是残缺的现代化或不完整的现代化。说到底，这种现代化是一种不公平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种残缺的现代化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许多地区仍在按优先发展和等级发展的思路在搞发展。在继深圳提出“率先进入现代化”之后，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率先进入现代化”上大做文章。
2000年8月，北京市在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首届“北京经济发展论坛”。其中有一个会场的主题是“北京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也被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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