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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3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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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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