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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玠突然间率兵启动，出两淮入河南，在敌占区穿插自如，奇袭开封城，一把火把蒙古军的造船厂烧成一片废墟。做完了这些他仍然觉得不过瘾，顺势又威逼归德府，等蒙古军终于反应过来，向归德府集结时，他突然转向，猛攻宿州。
　　宿州被他攻破了。
　　这之后，余玠才全军南归，安然回到南宋境内。这番壮举是南宋几十年以来所未见的，一时间余玠声名远播，广为传诵。
　　赵昀亲自接见他，据说仔细看了他很长时间，决定把蜀川交给他。
　　余玠是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对蜀川的理解，超出了当时所有人，包括孟珙。因为他发现了宏观方面的大差异。在整个东亚，甚至欧洲，蜀川都是极特殊的一块区域。
　　它是山地。
　　蒙古军横扫世界，不外乎战马、弓箭、投石器这三样武器。它们足以毁灭军队与城市，却没法征服高山与大河。
　　高山、大河，正是南宋所拥有的。具体到蜀川，就是高山。此前蒙古军攻破蜀口，肆虐两川，记录显示的全是成都被攻破、开州被攻破、重庆被威胁等，这就是问题所在，都是城池受损，那么山呢？
　　和平岁月中，没人愿意放弃平原，去山上居住，导致蜀川的山地还处在原始状态，余玠要把它们利用起来。为此，余玠把治蜀的任务分成了两步走。
　　第一，聚统人才。
　　蜀川多杰士，只要用心，自古不缺。余玠细心搜寻，得到了王坚、张钰、张实、冉琎、冉璞等人。前三者在日后大放光彩，成为南宋战将群落里的璀璨明星，支撑着汉民族与蒙古军死战到底。后面的冉氏兄弟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没有他们，就没有蜀川。
　　冉氏兄弟帮助余玠完成了蜀川中独特的山城防御体系，其中的代表作是处于重庆合州附近的钓鱼城。钓鱼城石壁陡峭，山势耸立，相对高度达三百余米，山下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水环绕，南、北、西三个方位临水，只有东面可以登临。
　　山水之利，足以固险；山水之便，可以通达蜀川各地。如此雄关，地处如此要害，正是上天赐予蜀川的天然要塞。
　　可是当时却没几个人赞同。传统思维是人类的共性，千古以来只有极少数的人杰才能破除之。余玠想在原有的钓鱼寨上扩建钓鱼城，上下一片哗然，觉得新来的长官真是不着调。眼放着现成的城池不加固，跑山顶上去喝冷风？
　　余玠力排众议：“城成则蜀赖以安，如果不成，我一个人独自上钓鱼城就是，不用你们跟着。”
　　钓鱼城城墙高数丈，用石块垒成，全城开八个城门，分别有外廓、皇城、内城三道防线。南北各构筑一个一字城与嘉陵江相连，以便补给，同时能阻挡敌军城外运动，还可以与外城形成立体攻防。
　　钓鱼城的成功带动了周边一系列山城的兴建。成都、篷、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州府共建有云顶（今金堂县）、运山（今篷安县）、大获（今苍溪县）、得汉（今通江县）、白帝（今奉节县）、青居（今南充市）、苦竹（今剑阁县）、钓鱼城八座山城。
　　这些山城因山形而筑，“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计”，同时金州都统司迁至大获城，以守护蜀口；沔州都统司移至青居城，兴戎都统司移至钓鱼城，共同防御蒙古军沿嘉陵江南下；利戎都统司移至云顶城，阻挡蒙古军进扰川西。
　　以上八城与嘉陵江、涪江、渠江合称“三江八柱”。
　　三江八柱是蜀川的防御核心，以此为基础，南宋先后在岷江、沱江、长江、通江、南江、巴河等流域建近百座山城。今可考地址的共四十四处，绝大部分是余玠治蜀时所建。这些山城一般选择不是很高的山崖上，但崖势一定要陡峭，这可以大大减弱蒙古骑兵的冲锋力量。同时依江傍水，既能借水利增山势，更能发挥南宋水军的优势，并与外界取得联系。
　　山顶一般有几十亩或几百亩的土地，可以种田、伐木、捕猎，还必须要有泉眼。以上足备之后，山城可以自成体系，不必外界给养，就能长期生存。
　　余玠还总结了一整套与蒙古军作战的经验。一、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收聚粮食，毋以资敌。这些让蜀川形势空前大好，“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士有处而学”。
　　做完了这些，余玠再一次觉得蒙古人面目可憎，他决定继续报复。
　　余玠选择的时机非常好。他打算反攻蒙古时，正赶上蒙古的衰弱期。
　　余玠在公元1243年左右入蜀，修筑山城需要时间，都准备好之后，大约过去了两三年，这期间蒙古的乱事很多。
　　首先，公元1241年时蒙古合罕窝阔台死了，据说是饮酒过量。这人的一生在功绩上看很不错，灭掉了世仇金国，对南宋完成了压制，可在大历史的角度上看，他只是个过渡角色。他一生最大的业绩，与其说是拓地灭国，不如说是完善了一些制度。
　　比如在全境内设置驿站。
　　相反，他的死对整个世界意义重大。分布在半个地球上杀人放火的蒙古人立即停战，从四面八方赶回蒙古老家——号称世界中心的和林。这需要时间，而蒙古内部兵力空虚，尤其是窝阔台一系，他的儿子们参加了长子西征，还在赶回来的途中。
　　事实上全蒙古贵族们的长子都在赶回来的路上，这就给叛乱造成了极好的机会。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率领精兵突然杀向了窝阔台的大斡耳朵（蒙古大汗的驻地）。他是第一代的守灶幼子，有着巨大的实力，如果得逞，蒙古大汗立即产生。
　　关键时刻，窝阔台系的长子贵由及时赶到，斡赤斤悻悻退兵。大会如期举行，盛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汉地、中亚、西亚地区都有蒙古贵族到会，连罗马教廷都派来了著名的教士加宾尼等高层。“广阔的原野变得狭窄，大斡耳朵内无容身之地，更没有地方可以下马。”
　　如此盛大，折腾了好几个月，除了给窝阔台定下了庙号“太宗”之外，什么事也没办成。因为选举大会选择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当大汗，可长子中的长子拔都不同意。
　　术赤系一贯被排挤，连带着拔都在同代兄弟间也没地位。贵由在西征中公开叫板，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拔都当时忍住了，把情况说给三叔听。三叔大怒，痛责贵由：“这下等的，听谁的言语，敢将哥哥毁詈？舍了你，如弃一鸟卵。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
　　有这样的旧怨，拔都当然不希望贵由上位。
　　选举大会终于落幕，贵由不仅当上了大汗，还让全体蒙古人立誓，从此以后，蒙古大汗只在他的家族里产生。这相当于断了其他所有蒙古人的升天之路，破坏了蒙古人最古老神圣的习俗。贵由不管这些，他再接再厉，在二叔察合台死后，把手伸向了中亚。
　　察合台原本把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留给了长孙哈剌旭烈，贵由说：“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把汗位硬生生地夺走，给了与他交厚的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这种事，除了他的爷爷成吉思汗之外，他爸爸、他叔叔谁都没有做过，它会引起蒙古的内乱。
　　贵由很干脆地死了，只当了一年多的大汗。
　　这一次选举大会没有再召开，窝阔台的老婆乃马真和贵由的老婆斡兀立海迷失决定自己做当家人。这两个女人倒行逆施，很多蒙古人被活活气死，其中包括蒙古的开国宰相耶律楚材。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1251年。
　　这之间，南宋方面发生了很多事，除了余玠的报复之外，太多的人和事都改变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蒙古人内乱，影响了前线的战局。
　　余玠先是防守，公元1246年，蒙古军四路攻蜀，受阻于运山城（今四川蓬安县东地附近山地）下，蒙古四川都元帅汪德臣部惨败，汪德臣的弟弟汪直臣被击毙。两年之后，蒙古军企图从藏地南下，迂回攻宋，余玠派俞兴西征，大败蒙古军于大渡河畔。
　　随后余玠主动进攻，收复了蒙古军在四川最重要的据点兴元（今陕西汉中），将战线推进至接近原蜀川外围的防区。
　　局面大好，突然就倒。余玠的好运终止于首相郑清之的病逝。郑清之欣赏他，信任他，他可以在蜀川大展拳脚。郑清之死了，一条锁链从临安横越千里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新上任的首相谢方叔早就看他不顺眼，天天在赵昀的面前碎碎念，说余玠专制一方，有不臣之心。时间长了，加上之前蜀川吴曦的叛变，哪怕没有证据，赵昀也对余玠起了疑心。
　　赵昀召余玠到临安自辩。余玠惊怒交加，在动身之前病倒，最终忧愤而死。也有另一种说法，他是服毒自尽。
　　余玠死了，“蜀人莫不悲之”，临安却无动于衷。接任的余晦快马加鞭来上任，大力清除余玠亲信，以达到首都对四川的管制。州西路安抚使王惟忠，被诬以通敌罪杀害。不久，宋廷又追削余玠官秩，使这位忠臣的死后也被算账。
　　然则，余玠首创的山城守蜀之法无可动摇，尤其是钓鱼城，它被扩建了，变得更加完善，尤其是城内的水井达到了九十二口，绝对不会有水源问题。
　　这些，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为南宋的生存带来巨大的依托。与之相比，孟珙的成绩仍然要更高一筹。蒙古军奉行的先蜀川后江南的战略，以及余玠在蜀川的成功，让京湖地区的压力骤然减弱，孟珙不再防守，而是主动出击。
　　孟珙收复了襄阳、郢州、荆门军、光化军等重镇，使原岳家军防区的前沿阵地复原。时机大好，孟珙希望临安能支持他，派重兵驻扎襄阳，巩固赵宋的根本重地。可惜，赵昀在临安城里考虑了一下，还是蜀川、两淮更重要吧，毕竟京湖已胜利，那边在防守。
　　于是不派兵。
　　孟珙无奈，只能再一次专注于防守。公元1240年左右，河南境内的蒙古军调动频繁，在边境线耕种屯粮，积木造船，目标直指荆襄。
　　孟珙有吴玠的遗风，防守时更注重突如其来的攻击。他悄悄派兵进入河南，数道并进，有的去毁掉蒙古军的粮库，有的去烧蒙古军的造船厂。几路人马同时发动，每一路都大获成功。
　　烧完了敌人的物资，孟珙叹息了一声，觉得前途暗淡。
　　赵宋一向以财力雄厚示人，与辽战、与金战，都在物资与人数上填补实际战力的差距。可是近三百年过去，一切都变了。蒙古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种族，南宋偏安半壁江山，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才能勉强支撑。限于时局，孟珙决定屯田。
　　京湖驻军在长江沿岸耕种大面积的军田，不仅粮食自给，每年还能补给临安。
　　时光在这种稳定中流逝，孟珙走到了公元1246年。这一年里他很不开心，他计划了很久，也实施了很久的一件事终于有了回报，一些在宋、蒙之间摇摆不定的汉族武装，终于选择了南宋。这对没钱更没人的南宋来说是及时雨、强心剂。
　　可是皇帝陛下赵昀不喜欢。他觉得这是自找麻烦，像从前的李全一样，今天归宋，明天附蒙，于国何益？
　　孟珙在巨大的失望中病倒。重病中的他深深地叹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九月三日，理宗时代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