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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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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叶柏及马三家子充锦之械弹物资在中途已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及清查，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因为徒手，为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金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队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七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偷去私拿一部分，黄粱师赶到在情况紧迫下，各部自己到仓库去取，部队游击习气重，秩序大乱，领多报少打埋伏现象更多。
（三）各方面组织不健全，阴差阳错事态很多，运输时接收物资又无清楚手续，很多事无检查考虑，使人着急。
李运昌1945年12月30日李运昌的报告以及后来一些史料证实，进军东北时冀热辽部队得到的武器，除发给扩编部队外，还装备了各解放区陆续到达东北的老部队。其中16军分区部队还将一批军火运往鞍山、营口、安东等地，发给了进入东北的359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以及延安来的教1 旅等部队。冀热辽军区在锦州掌握的武器，先后发给进入东北的冀中31团、延安教2 旅。警1 旅、山东2 师、7 师及新四军3 师。同时萧华、曾克林等还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了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 万子弹、炮弹。
关于这一问题，聂荣臻在回忆中说明了事情发生的原委：“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曾克林同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这个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等他们从延安回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他们驻在沈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对东北进行“行政接收”，苏联受条约的约束，对我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的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
关于此事，作为当年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述：“当时彭真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3 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些批新武器。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
第十章还是要有大根据地
32．“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山海关、锦州地区的失守，中共中央东北局又被迫退出了沈阳，现在是前方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后方特务、伪满分子、土匪四处破坏，形势极其严峻。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来的10万军队和2 万余干部向何处发展？还能否在东北最后站住脚？这都是需要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正确选择并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的。
东北初战遭受挫折，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意识到由于国共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无可能。至此，中共中央原拟从军事方面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已不存在。当此形势突变之际，苏联在美国及中国国民党政府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在外交上有所表示，执意要求我方退出东北的各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让与国民党政府接管。从＊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领导人逐渐改变战略，根据条件变化而重新布置东北的工作。
11月19日，苏联红军正式通知中国共产党：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中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要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能接收。斯大林的态度变化显然与国民党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有关，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清楚，但为了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不得不表示服从苏方决定，并重新考虑中央在东北的策略方针。
有关沈阳苏军当局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交涉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伍修权曾有一个回忆，谈了不少细节。他说：就在我们在东北开始站住脚并正待开展工作时，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援下，从海陆空三路也涌来东北，蒋介石政府向苏军要求接管东北，由他们的军队进驻接管沈阳等地。苏联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就于当年12月正式通知我东北局，限令我党的机关及所属部队，在指定日期内全部撤出沈阳，将地方让给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出面同我们会谈此事的是苏军驻沈阳的一个少将卫戍司令，此人级别有限，年纪不大，架子却不小，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其实并不会办外交，其简单粗鲁和傲慢态度，使我们十分反感。彭真同志和我听完他的话以后，尽量抑制住心头的不满，向他陈述了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委婉地请他从我党和我国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哪知那位少将竞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只强调他们已与国民党政府议定了，不容许我们讨价还价，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彭真同志依然耐心地说明我们的立场，请他向上转达我们的意见，他讲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竟无礼地嚷嚷道：“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同志一听也按捺不住了，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我们都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
11月20日，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告毛泽东、刘少奇等，指出：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准我与国民党军作战，如我军不撤，苏军将不惜武力驱散我军。
20日，对已在预料中的这一情况，刘少奇当机立断，致电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你们应根据新情况速作布置，东北局本身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中）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3 小时后，刘少奇又为中央拟稿复电东北局，决定改变自10月以来扼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并照顾苏联外交，同意我方迅速退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外。随电明确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撤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挑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这份重要文电内容，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让开主要交通线及大中城市，广占次要交通线及中小城市的新的战略思想。
两天后，刘少奇把这样的战略思想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2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中指出：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这个电报是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周恩来等的一份重要文电，东北局彭真方面未收到此指示。
28日，中共中央就此问题电示东北局，进一步指出：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童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中央最后指出：上项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上述几电内容，集中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重心转移的果断决策，并且高度概括出这一重大战略方针调整的核心任务，这就为东北局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指明了正确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段时间内，部分东北局领导人认为时机有利时，还可集中兵力，消灭国民党军，夺取大城市。这种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文件上：一是11月29日，东北局做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在这个精神提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强调：在过去的情况下，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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