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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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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12项建议：（一）成立各方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二）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四）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七）军党分开；（八）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九）一般军费支出不能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十）采取切实办法，彻底解散伪军；（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十二）复员善后如需借外债，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且外债支出应该用于建设和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关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强调，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周恩来说，军队应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而且，军队也应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或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就必须改革军队制度，加强军队教育。现在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这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因为“军人第一”的口号，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很容易使军人滋长“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从而导致军民关系紧张。而军人是有枪的，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因此，向军人进行“人民第一”的教育“非常重要”。
关于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问题，邓颖超代表中共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二）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鉴于国民党坚持其旧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并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所说之“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的话来劝中共让步，周恩来解释说：“我们认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末这不是很困难么？”周恩来接着说，‘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关于政治民主化，在别的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国大旧代表问题上，中共又作妥协，那么，我们将无以对人民。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
以上诸方面问题，各方意见很不一致。但经过十多天讨论、协商，总算不同程度地达成了协议。
1 月27日，周恩来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陆定一也一同飞回。中共中央认为重庆“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肯定了其“方针都是正确的”，并同意在政协文件上签字。
1 月30日下午，周恩来偕陆定一等返抵重庆。次日晚上，政协会议举行第十次大会。
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决议案。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他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本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而进行，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的说一句：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须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希望我们大家要把这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永远照着这个信条共同遵守，共同努力”并表示：“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主同盟代表张君民青年党代表曾倚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也分别在大会闭幕式上致了词。周恩来在致词中高度评价了这次政协会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的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表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同时，周恩来在致词中还指出：“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我们也懂得建设的开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本着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使中国和平建设真正能够开始。而创造出中国新的历史一页。”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
政协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共为争取和平建国所作的让步密不可分。2 月6 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女士的提问时，曾对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所作的基本让步作了概括。他说，会议通过的纲领与中共原来的提案出人颇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放弃了根据边区经验而提的三三制，即最大党不得超过1 ／3 的原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占1 ／2 ，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问题上，接受了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国会制度；在国大问题上，做了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反对的十年前的代表继续存在。但“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中共方面之所以准备走渐进的和平建国之路，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
会议结束后国统区民主和平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对此也表示欢迎，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对于政治的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面参加。”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我们准备参加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
关于政协会议的意义，应当看到——虽然政协决议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及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的。政协决议的形成，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由此，中共提出的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民主管理国家的主张，更加深人人心，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的共同目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协决议成了人们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坚持政协决议，谁赢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准将失去人心。这就是政协会议意义的根本所在。
38．《整军方案》竟然达成
政协会议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政分治、以政治军的整编原则，并责成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全国军队的整编办法。根据这一安排，政协会议结束后，在重庆上清寺的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和蒋介石待卫处的所在地开始了三人军事小组会议。
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组成。
整军谈判是在马歇尔主持下开始的。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前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坐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分坐左右。马歇尔只带一名华裔翻译，周恩来也只带了翻译章文晋；而张治中则带了随员郭汝瑰和廉壮秋，还有翻译皮中阈。
堪称马拉松式的整军谈判每天上午8 时开始到中午12时休会，中间休息一次，略备茶点；下午2 时开会到4 时结束。
整军谈判围绕着马歇尔所提出的整军方案进行。国共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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