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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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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47页。
张国焘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多后，政治风波里的拼搏已经使他心理上疲惫不堪，他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现在共产国际要看他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他是否回国。
早已熟悉政治斗争谋略的张国焘，便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上，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苦秋莫夫、马其亚尔发言，张国焘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张国焘的发言一开始，首先承认自己过去犯有错误，并且表示“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怎样来证明呢？这就是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接下来，张国焘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廷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张国焘还对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进行了批评。因为共产国际认定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所以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说：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
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国焘在会上说：
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对立三说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张国焘后来承认，他在批判李立三时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他说：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在这期间，张国焘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原来对他持反对意见的米夫一伙，竟突然对他热情起来。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对他客气起来。本来他到列宁学院学习后，就已不领共产国际的薪金了。现在，他们又把薪金照常发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是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政府要人和外国驻苏大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共产国际终于决定放张国焘回国了。与此同时，已在中国筹备六届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米夫，也通过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宣布三中全会对张国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工作以及对他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张国焘在经历了莫斯科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被批准回国。
四 支持王明中央
1930年的冬天，天气虽然寒冷，张国焘却感到了严寒中的一丝暖意： 共产国际终于同意他回国工作了。
圣诞节后，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离开柳克斯旅馆，住进一个秘密居所，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共产国际为他们准备了回国必备的衣物行装，还给他们搞到了两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注明张国焘夫妇系由德国留学返回。当然，名字是假的。
1931年元旦过后，张国焘和杨子烈以留学德国返国途经莫斯科为名，踏上了东行的列车。他们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再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
约在1月20日前后，张国焘夫妇安抵上海，住进了东方旅社。一小时后，杨子烈在马路上巧遇先期归国的沈泽民。这次相遇使张国焘很快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但是，随之了解到的情况，却使张国焘由与中央取得联系而引发的兴奋一变而为深深的焦虑。
张国焘得知：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党内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的十几个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由四中全会引起的党内矛盾斗争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罗章龙等人公开打出“反对四中全会”的大旗中央的工作几近瘫痪。
张国焘在为党的状况深感忧虑的同时，也感到一些欣慰： 六届四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反映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对张国焘的重视，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的重视。
由于王明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上台的，故而引发了党内剧烈的震动，其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得党内有威望的同志大力支持，王明中央才能压服不同意见。在党的元老中，李大钊惨遭敌人杀害，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董必武等远在他方，况且能否支持王明中央还很难说此时回国的张国焘就成了他们物色的对象。
历史将张国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同时也使他立即跌入矛盾的旋涡之中。张国焘向来对王明没有好感，在莫斯科的经历张国焘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从内心来说，张国焘并不愿意支持王明等人，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迅速做出支持王明的抉择。
张国焘之所以决定支持王明，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的原因。
从党的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前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几乎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都有共产国际的插手和干预，甚至连中共中央领导的人选，共产国际都要过问安排。张国焘作为党的元老之一，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都经历过。在这其中，张国焘曾亲身体验过共产国际高度集中体制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他深知，一旦共产国际决定了的事情，那将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有不同意见，最终也只能是服从。况且，张国焘已经在莫斯科表示了将要服从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党内能有一些资历、威望都很高的领导人来支持它的主张，尤其是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斗争之后，更是如此。
从现实来看，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已经扶植王明等人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如果要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只会在党内再次掀起风波，使党陷入更大的混乱。况且，张国焘尽管是党的元老，但在共产国际的威严面前，能否改变这一现实尚成问题。需知陈独秀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一纸命令之下去职的，共产国际当然也会为违反国际意志的张国焘发来一纸命令，李立三也是前车之鉴。张国焘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
从理论上来看，张国焘由于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莫斯科进行思想反省和理论学习，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尽管张国焘后来标榜自己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不屑一顾，但当时他对于这套理论体系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说张国焘在理论上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从实践上而言，张国焘自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六大前，尽管在国内住了八个月，但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因此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也不可能产生他自己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的完整性和理论的严密性而言，如果不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是很难拒绝接受的。张国焘当不例外。
张国焘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但由于在莫斯科的经历，他决定支持王明等人却确实是违心的。张国焘后来曾说： “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3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由于王明上台已使党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作为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有责任使党恢复统一和团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维持四中全会的决议，即支持王明中央。况且，张国焘亦深知，支持王明中央并不等于支持王明等人，而是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在当时作出如此决定的不仅是张国焘。四中全会之后，党内较有影响的领导人，除像罗章龙等少数人因反对王明而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外，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以支持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达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周恩来忍辱负重，瞿秋白检查错误，其目的也是如此。
张国焘一旦作出选择，就开始行动起来。
2月7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的文章。文章批评了立三路线，也批评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立场，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超出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指责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在这篇将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将近1200字是批判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破坏党的错误的。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 “以罗文虎（即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在文章的结尾，张国焘写道：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王明中央虽有张国焘等人的支持，但当其决定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党籍时，还是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2月7日，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敌人杀害后，党内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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