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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就是何志云兄了。到三联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从永定门喝到净土胡同居委会办的小饭铺，后又扩展到鼓楼周边地区。参加喝酒的有一彪人马，其中也有闻丹青。一次喝酒，喝出了闻丹青、杨浪曾经是一个幼儿园的园友，谁跟谁又是一个学校的小学不同级校友。后来就喝乱了，酒队扩大，不能喝的也跟来，记得女士中有石正茂、刘君梅。饭桌是最老少咸宜的地方。志云请我们去他家，三里屯中青的宿舍，他做得一手的好菜，首推干烧鱼。他家养了一匹猫，这猫能独自跳到抽水马桶上亲自方便，让人叹为观止。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志云处，鱼与老猫可兼得并交相辉映。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图片负责人是陈小波。她曾经是山西的自行车运动员，敏感且敏锐。她在〃三联〃时写过一篇文章，对人过中年的男人们提出了宽厚仁慈的忠告，笔法像卡布其诺上面那层奶沫，无比细腻丰盈。你含在嘴里，它无声融化。它在咖啡的苦味上面却也不甜，分寸拿捏得极适度。陈小波时有伤感，这是她在人性捕捉后的一种无奈。这从她在新华社及至〃三联〃编发的图片中可以领悟到。一次从宣武门路过，那天可能风大、寒冷，我竖着衣服领子走，她看到了，没有打招呼，只是在年末的一张贺卡上写了几句话给我，她愿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一路平安。这让我感动。　　　　

　　今年9月中旬我出差回来，夫人告诉我说；〃三联〃的人打电话邀请我们写一写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的事情。其实她也在周刊做过，负责资料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她就是刘晓春。　　　　

　　《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刊到现在十年了，好像相关的人们认为这十年中的〃佳话〃之一是我在〃三联〃认识了刘晓春同志并霸占为妻，这是〃误传误导〃。刘晓春在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时我就认识（黄集伟在该刊的第一篇书评就是她编发的），她到《三联生活周刊》是马智介绍的，马智是她大学同学，又是钱钢做《减灾报·蓝色周末》时的编辑。这是一个圈子，很小，但又很宽泛。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3）

　　这么说好像有极大的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直说吧，虽然相识有日，但我们是在一次酗酒后相知的，大约喝了16瓶啤酒，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话是两码事；想走的道儿和实际走的道儿是俩地方。酒逢知己了！传说中的女酒仙就在眼前！这其实很不严肃（但愿她不要删掉此段），因为她现在几乎不喝酒了。最初的时候她说是〃仰视〃我，现在她倒是没说〃俯视〃这个词，她换了两个字：〃民工〃！　　　　

　　但有一点，我与三联的种种关系是依靠她维系的：三联的书、三联的杂志以及三联的新人老人，不断地接触。说到书，在《三联生活周刊》时，有一个关于礼仪的选题，让我写一篇卷首语（我不知道是谁在陷害我），写过后，大家认为非但不礼仪，简直是反礼仪。于是董秀玉给了我一本三联出的《西方礼仪史》，是一个很老的版本，让我参考。我一个连领带都不会系的人看这种书无异于让一条土狗对着一盆青菜沙拉。这本书至今还在我处。　　　　

　　后来涉及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两次事情都有刘晓春，一次是1995年她搞了一个整版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逼我写一篇东西（不能算文章），于是我又一次被迫装成大尾巴狼，把东西弄得很深沉、很哲理、很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黄埔军校，但据说陆续有260多人先后进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知道〃三联〃的渊源、品位和她不可更改、更替的主旨，你就可以想见这260人是何等人物，抱着何等信念意志进入〃三联〃，于是从〃三联〃出来的人成了何等人物是不奇怪的。　　　　

　　我祝愿《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为了我曾在这本刊物呆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1）

　　杨浪　现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1980年到《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93年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副主编，1994年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1999年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2年任现职。新闻从业期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　　　　

　　对我来讲，这一切是从钱钢那个兴冲冲的电话开始的。　　　　

　　那时候钱钢还住在《解放军报》那个不大居室，我在那里第一次兴致勃勃地听着《三联生活周刊》准备复刊的这个重要消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市场化〃的感觉还很朦胧，但〃投资〃、〃新闻周刊〃、〃三联书店〃、〃市场化〃这些字眼真的是让我们很沸腾了一下。大约是1993年初，故事的开始估计这部书里会有人说到。到我这里已经是实际地开始准备干了。　　　　

　　豪华阵容　　　　

　　〃一笔钱，一帮人，一个思路〃那时候我和陈西林等几个人已经到处帮人家策划报纸，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这会儿；〃钱〃和〃思路〃都有着落了，要聚的就是这帮人。好在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么多的媒体机会，而且三联的这面旗帜真的是有号召力，没几天的功夫，一个初步的阵容就聚起来了：　　　　

　　钱刚，原《解放军报》采访部主任，著名记者、作家，拟任主编。陶泰忠，原《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名编辑，拟任〃社长〃。何志云，时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评论家，拟任文艺部主笔。贺延光，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毕熙东，时任《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拟任体育部主笔。杨迎明，时任《中国体育》画报主编，著名体育评论员，拟任体育评论主笔。胡舒立，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拟任国际部主笔。王安，时任《中国青年报》经济专刊主编，拟任经济部主笔。郭家宽，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拟任采访部主笔。晓蓉，时任《文艺报》编辑，拟任文艺部编辑。闻丹青，时任《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陈小波，时任新华社摄影部编辑，拟任摄影部编辑。陈西林，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室主任，拟任美术总监……我，则是拟议中的总编室主笔。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豪华阵容。尽管此后风云聚散，但是曾经在三联相聚的这段时间，对大家此后在媒体事业中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印记。一个；〃高手〃之间的相互学习感染；一个，对市场和市场规则的初步接触；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在中国办一份大型综合性周刊的尝试，对于这批人此后的媒体事业都是意义重大的。　　　　

　　必须提到的是〃三联〃筹备后第一批记者的进入。经过认真的准备，特殊的招聘，很快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成为〃三联〃的第一批记者。苗炜、钦铮如今已经是周刊编辑部里的骨干；黄集伟、王锋、刘君梅、石正茂、刘小玲、何笑聪等等一批人也在今天干得颇有成绩。尽管那时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历经坎坷，但是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是大家终生受益的。　　　　

　　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粉厂（三联书店居然在这样的地方租房子，今天想起来是个挺滑稽的事情）进行招聘考试。考题主要是钱刚设计的，除了一般考题还有实践性的。比如考题里把〃考官〃何志云、陈西林、毕熙东等表达为〃文学评论家，喜欢吸烟喝茶，离异者〃；〃漫画家、养宠物者、结巴〃；〃足球评论家、喜爱戏剧〃这类抽象的符号，要求记者根据这些信息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实时采访后写人物素描。当时苗炜采访陈西林，当场就写出一篇很不错的稿子，搞得考官们很惊艳。围绕生活主题进行人才的考评选拔，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套很有针对性而且是成功的方法。　　　　

　　第一次大规模的模拟实战是1993年9月的申奥失利。当晚，记者全伙出动在京城各地采访，我和钱刚、杨迎明、老毕等人在北海旁边老毕的家里坐镇指挥。大家一边联系着各处记者，一边观看直播判断成败。老毕还做了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准备慰劳记者。直至投票揭晓，众人木然。杨迎明甩下一句重重的话（此处不便披露），转入失利后题目的组织。因有〃讨论本〃第一期封面刘占坤的那张照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2）

　　历经坎坷　　　　

　　众所周知；〃三联〃初期的创办是历经坎坷的。经过了几家公司的三任经营合作，几起几落。这中间的甘苦应该是老董、老潘以及介入了初期工作的人最能体会的。作为创办初期经过了这三任投资的见证者，有一个逻辑使我在此后谨记：媒体的发展必然循着市场化发展的途径；市场化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上游投资的问题；商业投资有着一整套市场化的方式、目标和逻辑；产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是媒体产业中相互作用并且决定生死的基本矛盾。在这中间，主要领导者的决心、韧性和领导艺术是最重要的。也因为如此，看到《三联生活周刊》今日的成功，我对老董、老潘乃至朱伟有着由衷的钦敬。　　　　

　　今天想起来，创办一本杂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三任投资的续绝，近百人的进出，后来又遇上个〃广告违规事件〃导致工作停顿。尽管历经坎坷，但是在坎坷中我们毕竟学会了不少东西。说些印象深的最早和于品海先生接触中谈起市场化发行体制的建立，关于在目标城市中划区建立发行网络，通过发行网络实现物流营销的概念。关于媒体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通过媒体投资，在资本市场上形成概念并进行融资的概念。和刘香成先生接触中，关于中国媒体市场潜力巨大的判断，关于同一品牌下，建立有差别系列产品的设想。包括初期的样刊讨论中，三联书店吕祥博士关于利用外刊，创办〃要刊速览〃栏目，以及综合性周刊要有国际性视野的意见。初期在设计风格中宁成春先生、海洋先生以及广州的设计公司对期刊形式构成的许多精彩意见和实践。还有朱学勤先生留下的对周刊形态和学术尊崇的思路。　　　　

　　到1994年8月，我再受老董之托准备周刊的创刊，上述想法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任编辑部里，杨新连、方向明、程赤兵、唐元弘、黄艾禾、袁东平、季思九、印小韵、陈练一等朋友们也为这本刊物的创办做出认真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这批人后来的媒体实践中；《三联生活周刊》办刊初期所经历的坎坷，也自然成为重要的经历和财富。　　　　

　　尽管周刊出刊经历了坎坷，但是在筹备初期进行了大量认真讨论、准备的工作，特别是按本周出刊作为目标进行实时模拟，各部门做选题安排和采访写作计划。这种做法被杨迎明形象地称作〃旱地划船〃，并在此基础上各方出过几个〃讨论本〃。在这些讨论本中，到《鼠药无毒》一本，实际上周刊的面目已经比较清晰了。　　　　

　　到我接手时，在出了一个〃试刊号〃后就直接出了。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设计要到广州做，发行网络也没有建立好，内部人员也在边做边集合，但我们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