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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倒有可能全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好像现代的基因研究有成果说，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追溯到非洲的某位女性。当然了，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时代。春秋战国，轻生取义的事情可有不少感人的，不过像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愚忠却不是那时候的风气。
　　关于孟子时代的风气，我举几个例子。一开始讲梁惠王的时候不是说过“三家分晋”么，其实，原本在晋国当权的贵族世家一共有六家，这六家慢慢在斗争当中有两家被淘汰下去了，只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就有后来“分晋”的韩、赵、魏这三家。有意思的是，虽然最后是这三家瓜分了祖国，其实原本最强的一家却是那第四家，最强的人也正是第四家的大当家——智伯。
　　智伯势力最大，能耐最大，贪欲也最大，不大把另外三家放在眼里，欺负人没够。结果在斗争的最后关头，智伯本来眼看就要胜利了，却被三家突然联合，把自己倒给灭掉了。智伯有一个家臣，名叫豫让，豫让要给老主公报仇，就去行刺赵国的老大赵襄子。行刺失手，可赵襄子这人不错，觉得豫让是条好汉，就把他放了。豫让不领这个情，后来又用热炭毁了嗓子，使自己的声音变了，也毁容了，连老婆也认不出自己了，又去行刺赵襄子。可人家赵襄子福大命大，豫让又失手了。最后赵襄子觉得再饶他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豫让也觉得再行刺也不大好意思了，就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砍了几下，算是自己尽了心了，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在死前，赵襄子曾很好奇地问他：“你下这么大的本钱给智伯报仇，为什么啊？”
　　豫让说：“智伯是我老大，我这个做小弟的当然要给他报仇了！”
　　赵襄子挑理了：“你在跟智伯之前不是跟过一个老大么，也没见你给你以前的老大怎么着啊？”
　　豫让这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那个老大就把我当个普通小弟，所以我也就待他一般般，可智伯老大拿我当国士啊，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豫让牛吧？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豫让名列前茅。当然了，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豫让给我们展现的老大和小弟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也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也敬你一丈。所以，谁也别以为你敬我一尺，我就该敬你一丈，哪怕你是大哥我是马仔。
　　不知道我的读者里边有没有在道上混的。如果有，就好好跟咱们豫大哥学点儿规矩。
　　该说第二个例子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级别比智伯和豫让可都高了。
　　前面谈田齐篡姜齐的时候不是提过晏子么？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晏子的事。
　　晏子这段故事取自《左传》，后来《古文观止》收了这篇，给起了个标题。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叫《晏子不死君难》。事情是这样的——
　　崔武子是齐国的大贵族，权力非常大，他的老婆是个大美人，叫棠姜。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不是个好东西，见了棠姜这位大美女就走不动道儿了。这一来，可就给崔武子戴了绿帽子。这里我先解释一下，绿帽子这个词在这时候还没有呢，要到汉朝才有，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崔武子觉得绿帽子戴着不爽，要摘，怎么摘呢，就趁一次齐庄公又往自己家里跑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动静闹大了。
　　晏子闻讯赶来，站在崔家门外，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就问他：“您是准备为国君而死吗？”
　　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什么要专门为他而死呢？”
　　旁边又问：“那您是要因为国君之死而弃国逃亡吗？”
　　晏子说：“国君的死，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呢？”
　　旁边又问：“那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要回家吗？”
　　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又回到哪里去呢？为人君的，怎能高踞在众人之上，凡事都应以国家为重；为人臣的也不能只贪图俸禄，而应以为社稷尽力为己任。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就应该随他同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的，臣子就应该随他一同逃亡；如果国家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若非他的亲昵之臣，谁能当这个灾祸而随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亡呢？况且，杀死国君的正是那位为国君器重的重臣，我只是个普通臣子罢了，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去逃亡呢？又要往哪里去呢？”
　　这时候，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苦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然后就出门走了。我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哭啊，怎么跳啊什么的，就是礼制所严格规定的内容，不能哭错了，也不能跳错了。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君臣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为公如何了，我也为公如何；你为私如何了，那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中国要到后来才形成愚忠思想，臣子要对君主无条件效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等等。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事情是很宽松的，臣子在这家做得不爽了，就跳槽去另一家，这很正常的。可等到了大一统时代，你就算想跳槽也没处可跳了，所以当“君要臣死”的时候，臣想不死也没处可逃。
　　所以，孟子的主张在魏国行不通，那就拿到齐国来碰碰运气，反正目的是行仁政，谁行都一样。当然了，主张行苛政的也是这个路数，反正目的是行苛政，谁行都一样。这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位技术人员拿着自己的一项专利，这家公司走走，那家公司问问，反正目的是要开发专利，谁来开发都一样。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真是一个好词，是很耐人捉摸的。
　　“与时俱进”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在这个规律当中，有的东西往好了进，有的东西往歪了进，有的东西往坏了进。儒家思想就是越来越往歪了进的。
　　现在我们对孟子已经大致有了个了解了，这位山东老儿其实是很可爱的呀，至少是一点儿都不迂腐的。鲁迅描写孔乙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然，我们不能从孔乙己身上去想像孔子和孟子啊。
　　鲁迅在他的时代里使劲批评儒家这套东西，确实也批评得有理。那时候别说大人，就说小孩子学的那些书，说是儒家教育吧，也算是吧，可我看着总觉得越看越浑身发毛。前些年这些书还很是流行过一段，好像是物极必反，老式的私塾教育又回归了，又要讲讲所谓孝悌什么的了。可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什么孝悌真是孔孟的孝悌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子讲孝悌，讲忠信，这都没错，孔子也讲这些东西，但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孝悌我却觉得不是孔孟所讲的孝悌，变了味儿了。不仅是变味儿，还是变态！我要是有孩子，说什么也不让他看这些书。
　　后世的孝道，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看元代以后流行的童蒙读物《二十四孝》，这也是鲁迅当年狠批过，现在却又有人翻腾出来的老书。二十四个故事里我来说一个：汉朝有个人叫郭巨，家里很穷，上有老妈，中有老婆，下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郭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老妈偷偷把自己碗里的吃的省下来给小孙子吃！哇呀呀，这还了得！郭巨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老妈，有违孝道啊！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多搞点儿吃的吧，唉，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能保住眼下这份低薪工作就非常不易了，实在没有余钱改善生活了。怎么办？
　　各位，咱们看了这么半天的《孟子》，也学学人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道，如果换了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办？
　　什么？给老妈申请五保户待遇？
　　——这得感谢新社会，郭巨那会儿还是汉朝呢，没有这种好事。
　　什么？可以去麦当劳泡着，那儿的番茄酱是白给的？每隔十分钟就向营业员去要一包？
　　——靠，够前卫！够精明！有没有着点儿调的主意啊？
　　找亲戚朋友去借？
　　——这倒现实些，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郭巨的亲戚朋友比郭巨还穷呢。
　　什么？投奔水泊梁山？
　　——看，孟子他老人家又说着了，无恒产者无恒心啊。可是，郭巨是个老实人，胆小。还有什么招儿没有了？
　　全家上吊算了？
　　——如果这话不是起哄，嘿嘿，说的还真有点儿接近正确答案了。
　　这事要是换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人家郭巨有办法，和老婆一商量：“不能让咱妈挨饿！咱家口粮本来就不富余，可咱孩子还得吃掉他奶奶的一份，这可不行。”
　　老婆问：“那你说怎么办啊？”
　　郭巨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小兔崽子埋了！”
　　郭巨老婆一惊：“什么叫兔崽子？那可是你亲儿子！”
　　郭巨一听，嗯，也是这个理，不过心又一横：“亲儿子我也顾不了了，儿子还能再生，可老妈死了就没有了。”
　　郭巨老婆舍不得儿子，咕哝着说：“那，不成咱到时候再给你老爸介绍个后老伴儿？”
　　“呸！”郭巨啐道，“我早就是单亲家庭了！”
　　就这样，横了心的郭巨开始在地上挖坑了。这是做什么？为了埋儿子！
　　可就在郭巨挖到三尺多深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个罐子，一打开，里面全是黄金，还有个字条，写着：“这是老天爷赏赐给孝子郭巨的金子，官府不能抢，老百姓也不能夺。”
　　有了金子，儿子就不用杀了。从此，郭巨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啊，郭巨的孝心连老天爷都给感动了，特地给了他一大罐子金子，真是好人有好报啊！这个故事的原文最后还有四句诗，最后两句是“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看看，这就叫“孝感动天”。古人不是常说“忠臣孝子”吗？黄药师听说欧阳锋胡乱杀人，杀了孝子，不是也很恼火吗？他不是也说他老黄虽然称个“东邪”，可平生最敬忠臣孝子吗？这个郭巨，就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位模范孝子。模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全国上下会轰轰烈烈地掀起“当孝子，学郭巨”的热潮，小青年的文化衫上流行郭巨的大头像，郭巨的事迹学校里要讲，农村里要广播站广播，电视上要做连续节目，还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点，郭巨不是一个，是二十四个。二十四孝各有各的绝活，尽管其他人并没有埋儿子。
　　那么，如果你学了郭巨，挖坑挖到三尺深了，正盼着金子出现呢，可除了蚯蚓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只好真埋儿子了。
　　我前面已经讲了，大众型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有迹可寻的，到郭巨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所谓儒家孝悌之道已经羼杂了很多别的东西，有民间迷信的影子，有民间劝善文的影子，有庸俗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的影子。这个问题后文里还会遇到的。
　　我们拿二十四孝来对照一下孔孟之学，这真是孔孟的孝悌之道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儒家后学们对孔孟思想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把它给“极端化”了，鲁迅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