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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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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收拾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能既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整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么,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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