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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10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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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I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
三、隆冬时节的嬴政皇帝与李斯丞相
从频阳归来,嬴政皇帝第一个召见了丞相李斯。
皇帝直截了当地对李斯提出了一个主张:停止骊山陵与长城两大工程的远途徭役征发,骊山陵教内史郡老秦人修建,长城各段由附近郡县征发修建,中原与旧楚地不再征发徭役。末了,嬴政皇帝问了一句:“丞相思之,是否可行?”李斯默然思忖良久,终于一拱手道:“陛下,此策虽好,有利于安定民心,然却难以实施。”嬴政皇帝很是惊讶:“为何难以实施?有人阻挠?”“大秦律法严明,安得有人阻挠哉!”李斯摇头叹息了一声,又道,“陛下多年执掌大政,可能忽视了关中人口的变化。据老臣所知民户数,目下之关中人口总共五百万上下;其中,老秦人只占两成左右,堪堪百万人而已,且大多为老弱妇幼;其余七八成多,都是近十年迁入的山东人口,计四百万余。若以关中民力修建骊山陵,老秦人实则无可征发。所能征发者,依然是迁入关中的山东六国贵族与平民人口。然则如此一来,骊山陵工地则有可能成为骚乱动荡之根源。”嬴政皇帝惊讶道:“何以有此一说?”李斯道:“灭六国之后,骊山陵开始大修,集中了十万余六国罪犯,人云刑徒十万也。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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