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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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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
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中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说起来,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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