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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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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
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
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
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
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
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
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
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
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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