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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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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战死，小毛下落不明……
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到。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她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她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十月七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全文如下：
幼敏、宗盛两先生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与贵代表在寻乌先行协商一切，希接洽为盼。
专此顺颂。
大安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一九二五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一九三四年五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十月十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十月十五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十月十八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十月二十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二十一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京一所由洋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一九一四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二百多万份病历！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一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从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蒋介石怎么会和宋美龄同时患病、同时住院呢？病历显示，蒋介石夫妇并无大病。他俩是在十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旋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病历上记载，蒋氏夫妇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双双匆匆出院。那是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南昌行营一片哗然，蒋介石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如此说：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他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蒋介石在这里用了一个新名词“追堵”。从此，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围剿”，改为“追堵”，即后追前堵。正因为这样，那些国民党将领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差不多一色用《×××追堵红军记》这样的标题。
随着南线传来的一阵阵枪声，蒋介石明白了：红军在朝南突围。不过，红军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仍心中无数。蒋介石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坐镇南昌，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何键部为西路军堵击红军进入湖南；陈济棠部为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桂系主力堵击红军西进广西；顾祝同部为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湖北。随着红军的转移，蒋介石军队不再“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了。历史记录了双方在南方交错的进程：十月二十二日，红军在南线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占领红区重镇宁都。
十一月八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部队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红都瑞金。
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和陈济棠部队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会昌。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红军在蒋介石摸不清动向的情况下，突然朝南突围，又有陈济棠暗中“借道”，一下子顺利地冲过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部队则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二十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设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从教养卫着手实施。
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的“整治”持续了多年，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蒋太子”蒋经国三十大寿那天，被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坐镇赣南，进行深入的“整治”。另外，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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