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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立法机关手中比掌控在普通民众手中更为安全。”（参见Harold．U．Faulkner　and　Tyler　Kepner，American—Its　History　and　People，McGrawBook　pany，1950．第5版，P126）　
　　可见，领导美国独立战争、使殖民地摆脱专制统治的开国元勋，也对激进民主可能带来的专断控制抱有戒心。正是因为如此，弗莱希尔才得出结论认为，美国1787年宪法选择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接近于英国贵族制政体的分权制衡模式，对与普通民众最为接近的众议院（直接由民众选举代表）施加更多的制约。与其说1787年美国宪法建构了崭新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对大英帝国政治体制的重建罢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反联邦党人才批评认为，相较于贵族制而言，他们更宁愿选择民主制，宪法并未确立一个民主的或共和的政府。（参见Jerry　Fresia，1988，P62）　
　　当然，如同新宪法并非得到所谓的全体代表“一致同意”那样，也并非所有的制宪者都对民主有敌视情绪。富兰克林就同情民主。尽管他签署了1787年宪法，但他仍然有诸多质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新宪法“欺骗了民主”。由前面的问题还引出了另外两个问题：抑制民主的宪法是由什么样的人制定的？宪法又是如何获得批准的？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而要回答“宪法由哪些人制定”的问题，则不得不考察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各州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不是通过普遍的选举而产生，而是直接由各州立法机关成员选举出来的。那么，各州的立法机关成员又是些什么人？　
　　前面提过，“财产——责任”的思维定式在美国的传统政治意识中占有支配地位，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一般而言，完全缺乏财产的人，也极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判断，同时也因为过于依附于他人而无法拥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因此，为了垄断政治统治权，很多殖民地的财产所有者都运用这种理论设定了财产限制或纳税额限制，作为基本政治参与资格。早在1750年的宾夕法尼亚，白人男性必须拥有五十英镑的合法财产，或者五十英亩的土地，才能获得参选资格。这就意味着，在费城只有百分之八的农村人口和百分之二的市民能够享有选举权。在马萨诸塞州，从1776到1780年，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并非降低，而是提高了。在马里兰州，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排除在担任公职的范围之外。只有少数不受这种法定限制的“上层阶级”（upper　classes），才有权参与组成州的立法机构，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从这些“俱乐部”出来的代表，所提出的主张和意见，应当说更多的是“富人”们的意志的反映。在1787年举行制宪会议之前，只有南卡罗莱纳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取消了选举的财产或纳税额限制。1787年美国宪法民主性的缺失，不仅表现为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缺乏民主性，宪法制度安排上抑制民主性，而且整个制宪会议也是在非民主的秘密状态中进行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担心普通民众得知宪法的内容而反对甚至反抗。只有当宪法签署后提交各州批准，遇到纽约州抵制时，联邦党人才将宪法的原则和内容通过报纸透露给民众。　
　　这种民主性基础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据美国政治史学大师伯纳德·贝林看来，“对美国人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是英国的‘混合’统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的各种主要成分形成了统治机构之间的一种自我协调的平衡。1775年之后，伴随着未曾预料的危机而产生的问题是，这个解决方案如何在美利坚各邦的新统治中得以实施。”（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P273）而1787年宪法的制定，就是这种“理想方案”的具体实施。因此，约翰·C·米勒才认为，“制宪者根本就未曾打算过在美国引入民主制度。他们并未向贵族体制原则开战……换句话说，他们期望达致一种稳妥而健全的，士有、士治、士享（of　gentlemen，by　gentlemen，and　forgentlemen）的革命。”（Jerry　Fresia，1988，P25…26）这也是弗莱希尔将1787年美国宪法的出台，视为大英帝国贵族政治体制在美国重建的原因（在他们的语境中，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某些时候与混合政体或贵族政体并无太大差异）。　
　　基于1787年宪法建立的“士有、士治、士享”的美国政治，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废除选举的财产限制或纳税额限制为目标的“成人选举权运动”之后，特别是经历十九世纪上半叶杰克逊民主的时代洗礼，其民主性基础才得以加强。到林肯政府，才明确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新政府。虽然随着公共利益重要性的提升、奴隶制的废除、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胜利、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权运动的爆发，美国共和制的民主性基础在不断的巩固，但每一步都是激烈冲突和交锋的结果，不仅包括最高法院法庭、国会大厦和广场大街上的“文攻”，而且还有南北双方的“武卫”。尽管在1791年添附权利法案后，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对宪法的精心解释与发展下，美国立宪主义政治逐渐走向成熟，但再多的光环也掩饰不了美国宪法在1787年出台时民主性基础缺失的事实。毕竟，历史就是历史。　
关于郑振铎
止　庵　
　　在与郑振铎辈分相当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与我们关系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当年很响亮的名字，现在只在文学史中才被提到。诗歌当行时，我们看郑译泰戈尔《新月集》和《飞鸟集》；图文书时兴时，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被不止一次翻印；“书话”走运时，后人所编《西谛书话》也成了范本之一。这未必是多大的缘分，却颇为持久。　
　　郑振铎是文化名人，有关他的生平，网上可查，无须辞费。他有多种头衔，诸如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乃至政府官员等。假如要举出其一生事业中最要紧者，依我之见，恐怕还是一般介绍文章虽然总要提及，却非拥有上述各种头衔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就中即包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壮举，一项伟业。郑氏他种作为，虽亦不凡，别人却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没人能做了，或者没机会做了。此中详情，郑氏自己多有记述，这里不赘言。　
　　郑振铎一生著述，我觉得也数《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最有意思。虽然在他，此类之作仅为上面所说的余绪而已。这路文字一般归于“书话”。“书话”是很晚才有的名目，虽然可以上溯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抑或更早。说来概念、范围都有待厘清，光靠唐彛�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还不足以界定。这大概可以分成两路，其一为读书记，其一为得书记，对照黄丕烈等所作，则前者是“变格”，后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纪几位“书话”大家而论，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许多文章，大多系读书记，见识之高，同时或后来作者实难望其项背；郑振铎、唐彛�、黄裳等，则是得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唐文中和，黄文恬淡，郑文不免稍显激越，若作他种文章或为一病，《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却系以非常之笔，记非常之事，是以堪称相得益彰。我尝谓书话尤其是得书记一体，至郑、唐、黄大致告一段落，因为后人不再有他们那个“得”的际遇了。我辈太平日子里搜罗几本书，岂能与郑氏笔下所载相比，所以这文章是没法写了。　
　　郑振铎抢救文献之举，固与其个人爱好相关，即如《劫中得书续记·跋》所说：“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寻常爱书人所有。不过《劫中得书记·序》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求书日录》说：“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似乎别有感慨。盖郑氏所为，当时并未获得一致理解。如叶圣陶在私人通信中说：“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征矣。”（1938年7月2日致黄裳，见黄著《书之归去来·故人书简——叶圣陶》）所云“代购之元曲”，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巴金更曾公开予以批评。——多年以后，他在《怀念振铎》一文中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国破家亡之际，两位有此想法不足为奇，亦无可非议。然而时过境迁，我们终于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夏鼎商彝”、“宋元精椠”、“稀世瑰宝”，没有就没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今思郑公亦差可比拟。只恨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劫难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怀念振铎》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这当然是后话，然而我们于此更无别的可说了。　
　　郑振铎另有一文，不妨顺便一提，即1946年1月12日上海《周报》所载《惜周作人》。上来就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