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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学术上的包容，实在是一桩很艰难的事情，往往需要时间的耐心培育，才能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成为风气。　
　　到了“文革”时期，伟大领袖又对古典名著《水浒》和《红楼梦》发表了直接性的评论，确实自成一派，棱角分明，独特犀利。领袖只是口头表达，记录下来的言论非常概括，需要再加阐释。那时候各地方各系统都成立了写作组，除了撰写直接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文章，也还有专门将领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观点加以展开阐述的写作班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都还记得这些署名：梁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写作组的笔名），初澜（当时于会咏担任文化部长的文化部写作组的笔名，因是专门阐释原来叫过蓝的江青的文艺思想，所以谐“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音），罗思鼎（上海市写作组笔名，那时候“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这个笔名谐音正是“螺丝钉”）……当时北京市写作组被安排在原来的一所古庙弘光寺里，笔名更别致一些，叫做洪广思，既谐了场所空间的名儿，也有弘扬光大领袖思想的含义。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能被吸收到那样的写作班子里参加写作，是一桩光荣的事。由于当时关于评《水浒》的文章，被“四人帮”利用，对“宋江投降派”的批判，演变成对周恩来总理的影射攻击，所以“四人帮”倒台之后，那个时间段里评《水浒》的文章就全站不住脚了，有关的笔杆子，后来多数也都很难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格局中。但是，评《红楼梦》的情况不大一样，“四人帮”没怎么往里头塞进现实“路线斗争”的政治影射，而领袖关于《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教科书的论断，也确实自成一理，特别是他判定第四回，也就是有“护官符”的那一回，才是《红楼梦》总纲的观点，非常新颖，也相当有据，直到今天，也是极需尊重的一种独到的学术见解，而那时比如说洪广思写出的相关阐释文章，先被康生赞许，后来康生拿去给伟大领袖看，领袖也表示赞赏，这样的情况，当时文章的起草者，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激动与荣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结束后，评《水浒》的班子解散了，而北京评《红楼梦》的班子保留了下来，先负责《红楼梦》新普及本的校注工作，后来逐渐演变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又产生出相关学会，有了学刊，当年负责洪广思评红文章起草定稿的人士，也就成了红学界的掌门人。大体上是这样的一条沿革轨迹。　
　　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文革”后期参与甚至主持洪广思的写作，特别是评红文章的写作，对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应视为一桩平常的事。至今对之引以为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觉得自己就成了权威，成了惟一不二的内行，容不下不同的观点，那就不好了。　
　　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表现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书，在具体阐释这一观点时，把书里的丫头们说成女奴，把书里许多情节解释为女奴对奴隶主的抗争，我以为是值得尊重的观点，但是，这不应该是终结性的具有法定裁判性质的观点。如何理解《红楼梦》，是应该允许从多种角度，以多种方法，去加以探讨的一个纯学术问题。正是伟大领袖鲜明地提出，文学艺术，学术问题，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他思想的精华。　
　　改革、开放以后，我逐渐学会用一种摒除了简单化倾向的立体思维，来认知世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西方国家自身有很多问题，不公正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身边也大量存在着。所有这些与我们理想相悖的客观存在都应该通过不懈的努力，去耐心地加以解决。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人们应该在和平渐进中提升这个世界。　
　　把自己的思路理顺以后，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大陆还有相当一部分普通人，把生活空间的大转移，视为能使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一种契机。自己或者年纪大了，转移不了了，就拼力把孩子转移过去，不能正式移民，就先取得临时居留的签证先过去再说，在那边滞留不归，“黑下来”，再争取某个机会，转为合法居留；实在连临时签证也拿不下来，就不惜东借西凑，交钱给蛇头，冒险进行偷渡。同样是中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的居民，现在很少有偷渡到外国的案例，一般西方国家，对那些地区的进入者，进海关时放行得就比较痛快，而对持中国大陆护照的一般人士，态度上就严格得多。　
　　我是一个定居北京的中国人。我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我没有移居国外的想法。但是我理解我的一些同胞的空间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增强的速度令全球瞩目，崛起的巨人，这是许多西方评论家包括政坛要人对当下中国经常使用的形容词。中国的社会生活的进步性变化也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希望的曙光确实在闪烁。平心而论，希图移居到外面以改变自己生活质量的中国人，应该是在逐步减少，但仍然存在着数量不小的、热衷于外移的中国普通人，这也是鲜活的事实。　
　　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既然还有很不少的普通中国人在采取转移生存空间的方式，去谋求自己的幸福，那就说明，除了对社会空间的政治性评价以外，一般人更多关注的，却是那空间的另外属性，比如，所能提供给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公平竞争的可能性，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样再来读《红楼梦》，来讨论柳五儿向往进入怡红院，就简便得多了。　
　　贾府是一个封建主子剥削压迫奴隶的地方，这个总体性的、本质性的判断，不应推翻。确实如此。但是，贾府这个生活空间里，除了政治性因素外，还有别的许多因素，主奴间除了剥削被剥削的关系外，也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其他方面的关系。　
　　强调《红楼梦》是部主子压迫奴隶的书，可以从计算贾府里死了多少条奴才的命来说明，金钏投井，晴雯夭亡，还有高鹗在续书里写到的鸳鸯之死、司棋之死，当然还可以加上第十三回里交代的瑞珠触柱而亡等等，都是“血淋淋的活例证”。从这种角度来读《红楼梦》，非常值得尊重。　
　　但是，细读《红楼梦》，就会感觉到，曹雪芹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把贾府的丫头们当作女奴来写的明确意识。在他的笔下，凡成为主子近身丫头的青春女性，她们既然同主子处在一个共同的富贵空间里，她们也就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与主子没有太大区别的优越生活。　
　　贾府里的小姐们的头等丫头，身份地位，以及生活享受，相当于副小姐。抄检大观园之后，司棋首罪被撵，周瑞家的押着她出园，正巧遇上宝玉，司棋哭着请求宝玉援助，这时候周瑞家的就发躁向司棋说：“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这话也反证着，在没有被撵逐时，司棋那样的丫头，是连周瑞家的这样的女仆也惹她不起的。像袭人，她的生活状态更难称作女奴，她母亲病危，主子不仅特许她回家探视，王熙凤还特意让平儿找出自己上好的衣服来，让她穿回家去，这当然一方面是用以显示贾府的体面，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袭人以告密方式取得了王夫人信任，王熙凤也意在优待一个“女奴中的叛徒”。但是，我们还可以翻出一大串关于晴雯的情节描写来，晴雯根据那样的解释框架，可是被定性为富有叛逆反抗精神的女奴的，但是，她的衣食住行，何等讲究，又由于她本是贾母看中的丫头，派去服侍宝玉后又深得宝玉宠爱，在抄检大观园之前，任凭她如何娇嗔任性，主子们也没有怎么去责罚她，反倒是她，动不动就对比她身份低的丫头仆妇横眉立眼，动辄以“撵出去”为威胁。　
　　按说，贾府包括大观园既然是女奴们被剥削压迫的空间，那么，具有反抗性的女奴的首要的反抗意识，就应该是想方设法逃离那个空间，其行动，也应该是越早挣脱那牢笼般的空间越好，但是，书里的大量描写，尤其是关于晴雯的大量描写，却表现的是无论如何不愿被撵出去的意识，以及拼命要保住那女奴位置的大小行动。我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里，对于晴雯的这种思维与行为有比较详尽的分析，特别指出第三十一回里，当她因为性格原因跟宝玉发生冲撞，宝玉气急中说要回王夫人把她打发出去，她当然还是反抗，但她是怎么反抗的呢？她哭着宣布：“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　
　　晴雯珍惜她所置身的空间。书里的绝大多数丫头都舍不得离开那温柔富贵乡的空间。金钏投井，不是因为主子逼迫她在那个空间里生活，而是因为主子认为她不再够格呆在那个空间里而被撵了出去，她因为“失乐园”丢脸面而“烈死”。入画、司棋被撵逐时都还苦苦哀求主子能开恩让她们留下。　
　　已经进入那种空间的女奴，宁愿“一头碰死”也舍不得离开，而没进入那样空间的少女，却希冀能到那样的空间里去为奴。柳五儿就热切地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成为怡红院的丫头，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越过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构成的区域屏障，大摇大摆地在大观园的主景区里优游。　
　　　
　　５　
　　　
　　柳五儿作为贾府世仆的女儿，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本该立即被府里的总管部门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当丫头，究竟会被分配到何处，自己没有抉择权，命运全凭别人支配。在贾府这个大空间里，各个小空间的区别有时候还是很大的，比如，如果分配到赵姨娘身边当丫头，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边当丫头，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氛围上会有天壤之别。　
　　谁甘心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支配？总要想方设法谋求一个好的生存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身心。　
　　书里交代，柳五儿十六岁了，“虽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脂砚斋指出，她名柳五儿，除了因为排行第五，还有谐音的含义，“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她之所以十六岁了还没有划拨到某房为丫头，是因为素有弱疾，故总处于待分配状态。有弱疾就暂不奴使，并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种卫生保护措施，怕有病会传染给主子，即使没有传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务质量。按说十六岁了还可以不被奴役，应该被柳五儿父母和她自己视为幸事，但这状况倒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全家，特别是柳五儿本人，都为此陷于焦虑，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个“体统”的位置，正巧跟柳家的长期交好的芳官分配到了怡红院，又被宝玉宠爱，两个人有说私房话的亲密关系，那么，利用芳官这一“内牵”，向宝玉倾力推荐，而宝玉处因为走了小红正需补员，柳五儿的进入怡红院，真是只差最后一步罢了。　
　　当了丫头，首先，会有月钱；其次，在衣食住行上，都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进入到了怡红院，那主子贾宝玉是个讲究“世法平等”的人物，不仅极会怜香惜玉，甚至达到能够“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对世上那些无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况，芳官告诉了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