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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后的三十六个小时内，在古姆拉克没有听到元首大本营的一句话。这也许是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希特勒乘专车从上萨尔斯堡到来比锡，又从那里乘飞机到了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
　　在此期间，保卢斯多次请求Ｂ集团军群给予采取行动的自由。冯·魏克斯将军和佐登施特恩将军都同意保卢斯和施密特这两个现场指挥官的意见，但是他们也都感到不预先得到陆军总部的同意而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未到来。然而，在给蔡茨勒将军的一份电传打字电报中，魏克斯将军宣称完全赞成第六集团军正在打算尝试的突围，还说在他看来，该集团军将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空运物资。
　　保卢斯和施密特推算，如果突围的命令能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达，实际的突围就能在二十七日发起。接着古姆拉克接到来自斯塔罗别尔斯克的指示，说曼施泰因正在为第六集团军突出包围圈作准备。这里必须记住，曼施泰因在当时几乎享有传奇式的声誉。
　　希特勒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他的“狼穴”大本营。现在就要依靠新任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来为第六集团军说话了。在当天晚上例行的形势分析会上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以最大的说服力极力阐述保卢斯和施密特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与他自己的不谋而合。他宣称，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并让一个完整的集团军——陆军总部估计的数字为四十万人——在救援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最后被围，这是犯罪行为。会后的当夜，蔡茨勒打电话给斯塔罗别尔斯克的佐登施特恩将军说，他相信已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并说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可望在第二天下达。
　　与此同时，在第六集团军发生了一起自作主张的、因而也是不服从上级的行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冯·赛德利茨将军命令他的军的一部从他们在叶尔索夫卡的准备得很好的冬季阵地后撤五英里。他没有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报告他的意图。在撤退的同时，伴随着发生了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冯·赛德利茨烧掉了他自己的行李，部队毁掉了所有多余的物资，或他们自认为是多余的物资。这件事的可悲之处是敌人在无情进逼，第九十四步兵师在撤退时几乎全军覆没。
　　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冯·赛德利茨才向施密特参谋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还说他的意图是想让保卢斯更容易地作出突围的决定。这一举动简直近似兵变。要不是保卢斯是一个如此温和肯体谅下级的长官，赛德利茨肯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然而，希特勒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命令却把防御外围的北线与东线都交给这同一个赛德利茨将军指挥，当然这不影响到作为第六集团军司令的保卢斯要负最后责任。元首大本营一点也不知道冯·赛德利茨的擅自行动。命令最后说冯·赛德利茨要对元首负责，守住前线。保卢斯还是把这个命令转给了塞德利茨，虽然他感到最后的决定应由现地指挥官作出。当保卢斯问冯·赛德利茨对这项命令有何想法时，他回答说除了执行之外，他看不到有别的抉择。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仅靠曼施泰因来改变。
　　在顿河前线和正在发展的南线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在古姆拉克不耐烦地等待从斯塔罗别尔斯克来的命令，而在斯塔罗别尔斯克，人们也同样不耐烦地等着陆军总部的电话。最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约十时，佐登施特恩将军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催问，他得到的简短的回答是集团军群还得等待……
　　根据施密特少将的记载，一项命令于八时三十八分直接从陆军总部到了古姆拉克，对组成“环形防御”作了详细的指示。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岸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同时，第六集团军被告知，一支强大的部队（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准备杀开一条路，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援救行动将于十二月初开始。直到那时，第四航空队将负责空运第六集团军的补给。
　　那天上午，在遥远的“狼穴”大本营，德国元帅戈林通过他的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宣布，德国空军将负责给被围的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据说戈林的这个保证是不顾紧急的警告作出的。警告说第四航空队——事实上整个德国空军——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德国空军还得保持突尼斯桥头堡的供应。
　　为声誉而战，在原来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中，已超过致命的作用。现在戈林沽名钓誉的政策更把事情彻底搞坏了。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本人以及德国空军的声望在希特勒眼里已大为下降，所以感到现在正是一个再占鳌头的机会。同时对希特勒本人来说，由于他大肆宣传了斯大林格勒以及占领它的作用，正感到骑虎难下。现在要让该城原封不动实际上就是很不负责任的许诺和夸夸其谈的吹牛连在一起。而要是作出任何退却，人民领袖的荣光就会黯然失色。狂热宣传的“元首永远是正确的”这一概念也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又不负责任地提出要以空运来保持第六集团军补给的大话，也就深受欢迎。由于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蔡茨勒将军为保卢斯和第六集团军所作的努力失败了。
　　此时，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正在考虑是否不等上面的指令而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可是通信主任这时报告收到了一份元首大本营拍给第六集团军的电报，说希特勒亲自保证他会使受围的第六集团军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保证及时使之解围。
　　不管是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是在古姆拉克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都无从知道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实施他们所许诺的反击。希特勒一向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视野应当尽可能地狭窄，这种观点现在却产生了恶果。在考虑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心理形势时，不应忘记元首和德军最高统帅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伟人，毕竟到这时为止，希特勒的想法常常被证明还是正确的。还有，保卢斯对新任陆军参谋总长抱有信心（他并没有信错人）。而且毫无疑问，他还记得春季在哈尔科夫陆军总部把一次看来似乎正滑向失败的战役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保卢斯自己所最关心的问题是救出他负责指挥的集团军免遭全军覆灭。同时，从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当第一军需长的时候起，他非常清楚希特勒对伏尔加河战役是十分重视的。他还收到一份曼施泰因的无线电报，建议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线。曼施泰因是未来的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因而也是保卢斯未来的上级。因此在这个时候，保卢斯的任何不服从的表示，不仅是对遥远的希特勒的不服从，也是对集团军群上司的不服从。同时，保卢斯很了解希特勒的顽固执拗。要是他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去做的话，那他就可能会在几小时内被解除指挥职务。果真如此，那么，在这最危急的形势下，他的部下就会被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无所适从。因而要是他有任何的不服从，受罪的主要还是他的部下。在与其参谋长推心置腹谈话时，保卢斯表白他将毫不犹豫愿为他的部下冒杀头的危险，但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事后来作判断也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轻率的还是严格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说保卢斯应该承担责任，让第六集团军突围。根据记载，保卢斯确实感到，如果让他自己做主，他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充分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要是他白作主张地行动，他就会使最高统帅处于难堪的境地。“这种违反统帅计划的行动，如果是故意搞的，势必引起混乱。”这就是当时他对已了解的形势所抱的坚定的信念。他也知道他的参谋长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所有无稽的政治推测，而严格地判断良心上的责任，我们仍然不能说在那种特定情况下保卢斯是更听从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说他的良心驱使他采取别的做法。
　　不管怎样，第六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了。四个军、一个装甲军、十四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装甲师、罗马尼亚的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及无数其他部队、特种集群以及各勤务部门的命运都已岌岌可危。凭纸面数字，第六集团军总数约三十三万人，实际兵力要少得多——只有三十万人。在这些兵力中，有些部队实际还在包围圈之外，例如，留在奇尔河上的装甲和摩托化师的后勤保障部队，休假人员，训练部队，警卫部队，供应及通信部队等等，总共约有八万人。被包围的共约二十二万人，连同一百辆坦克，一千八百门火炮和各种车辆一万辆。
　　曼施泰因在前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新司令部途中，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到斯塔罗别尔斯克，希望能对整个局势有个较好的了解。那时，决定性时刻已经过去，曼施泰因只得尽量适应当时并非由他造成的形势。事实上，他对形势的发展一直未能施加任何影响。他个人感到当保卢斯在十一月十九日请求让他见机行事时，陆军总部没有同意是错误的。同时他认为保卢斯请求希特勒准许他突出包围圈也是犯了一个心理错误。保卢斯应当主动把他的集团军带出陷井。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又坦率地承认，企图在十一月突围会比“建立环形防御”等待援军危险更大。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战争日志记载道，元首对第六集团军的处境抱有“信心”，虽然能否真正给被围的集团军空运它每天所需的七百吨给养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空运需要大约五百架左右的运输机，而第四航空队只有二百九十八架运输机。
　　第六集团军的处境被认为远不是毫无希望的。确实也是这样。可是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两个因素：空运足够的给养和及时发动救援行动。
　　起初，第六集团军要求每天补给七百吨军粮、弹药和燃料，以后把最低要求定为每天五百吨。戈林、耶顺内克和空运司令莫尔齐克将军都认为只可能组织每天空运三百吨的给养。即使要达到这较低的数目也要以某些条件为前提，而这些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要有足够多的运输机，在包围圈外面要有足够大的地面设施。（塔津斯卡亚机场和莫罗索夫斯卡亚机场是两个离得最近的机场，离包围圈分别为一百五十和一百二十五英里。很明显这两个机场是不够的）。在包围圈里面，至少还要有四个安全的降落场。除了这些以外，如果再把俄国冬季的特殊困难考虑进去，那就很清楚，戈林的保证若不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就是他的计算实在大错特错第4　航空队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日记中1943年2　月10日记载的内容是：“二十一点三十分，与德国元帅戈林（在罗明滕）进行了秘密谈话。在密谈中，这位德国空军总司令谈到了他自己起初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很乐观的，因此支持了元首作出的在那里坚守的决定。起初对敌人的包围战似乎无须很久就能取胜。只是在意军一败退，态势就起了灾难性的变化。我（里希特霍芬）承认上述情况属实，但我仍坚持认为本来在一开始甚至在意军败退之前我们就应当看到这一切后果。在那前后作出的所有决定不是缺乏远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