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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白天和黑夜达成突然性提供了战机。
　　“在‘多瑙河’潜艇群的作战过程中，敌机不但阻止了该群潜艇的攻击，同时也使这些潜艇除断续而暂时地与敌运输队保持接触外无所作为。同样，一支强大敌机的出现也阻止了‘摩泽尔河’潜艇群与敌运输队进行任何真正的接触，尽管很可能至少有一支敌运输队通过了该潜艇群的巡逻线。
　　“我们所承受的无法容忍的损失以及近来对放运输队作战的失败，迫使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用改进了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装备我们的潜艇。”
　　邓尼茨从事实中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停止德国在北大西洋对运输队的作战。一些储油量不是很大的潜艇仍留在这个海域以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强大的潜艇群仍在附近作战。但实际上，现有的其他潜艇全部都撤到了亚速尔群岛以西的海域。
　　大西洋之战的最后胜利业已属于敌人一方了。
　　结论——德国潜艇失败的原因
　　经过仔细对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四日期间历次发生的潜艇单艇作战的分析研究，就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同盟国之所以战胜德国潜艇，不是由于哪一件武器或哪一样技术装备，而是由于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
　　１、由于无线电定位网的建立，此时就能准确无误地截获到一切电报和信号，甚至波长经常变换时也如此。装备有德国潜艇在作战中不可能发现的厘米波雷达（Ｄ型空对海搜索雷达，即“硫化氢”雷达）的飞机，可不断向北大西洋扩大空中侦察范围。同盟国用这两种办法就能较精确地掌握德国潜艇的位置，从而改变运输队的航线，尽管事实上这种改道通常由于德国潜艇采取的相应行动而失去作用。德国潜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德国无线电监听勤务在破译同盟国空中无线电通信方面非常得力。
　　２、由于装备有高频测向仪，护航的舰只和飞机就能赶跑德国潜艇群中那些力图与运输队保持接触的潜艇。
　　３、护航的舰只和飞机由于装备了厘米波雷达，即使在能见度很差的条件下，也能从雷达的荧光屏上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发现那些在夜暗掩护下浮出水面出击的潜艇。然而这些潜艇却只能依靠自己监视哨的肉眼来为自己服务。
　　４、通过派遣特种支援舰队来加强受到德国潜艇威胁的运输队的护航组。这首先使德国潜艇更难以进入攻击位置，尔后还使护航舰只能对那些已被发现的德国潜艇紧追不舍，直到将其摧毁为止，而不致因追击影响了对运输队的保护。
　　５、航空母舰随同支援舰队一块出现，加上装备的超远程飞机，就使同盟国能填补中大西洋上危险的“空中缺口”。运输队在海上航行整个期间的空中掩护范围的扩大，还使德国潜艇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以转移到运输队的前面。
　　６、“刺猬”式多管深水炸弹发射装置、用于较深水区的“托佩克斯”式深水炸弹、用于浅水区的深水炸弹以及安装在飞机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等，所有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都极大地提高了同盟国反潜措施的效果。
　　７、最后，同盟国作战分析研究部门，对己方和敌方所有的资料进行彻底而又科学的运用，给许多重要的战术战略问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就在解决这些战略战术问题期间，这些研究成果开始结出了硕果。
　　人们往往认为德国对同盟国补给线的潜艇战，最后是被“两个海上强国占压倒优势的海空防御力量”打败的。但是任何接受这种解释的人都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在对同盟国运输队之战的描写中，所提到的人名、舰名和番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诸如负责护航的格雷顿海军中校、麦金太尔海军中校这样的人名，“骗子”号、“金星”号、“泰”号、“雪花”号这样的舰名，“Ｂ－２或Ｂ－７护航组”、“第一或第三支援舰队”以及英国皇家空军海岸防御司令部“第一二０中队”这样的番号。诚然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用于对付德国潜艇威胁的舰船和飞机的数量确实比以前多得多，但也从未超过六个支援舰队（其中包括二、三艘得到大约四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支援的航空母舰）和十二个远洋护航组。而它们中间其实也只有一部分舰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采取了那样的决定。回答这个问题的依据必须是邓尼茨及其参谋部当时所拥有的资料，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后来形势发展所进行的合乎情理的预料。
　　五月三十一日邓尼茨提交给希特勒的报告中，把潜艇战中出现的危急情况主要归于“敌人空中掩护力量的极大增强”以及一种敌水面舰艇显然也在使用的“新式定位装置”。他对形势估价的要点是“我们在技术问题上已不行，但我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设法使潜艇不仅装备有能对付敌人新式定位装置的仪器，而且还装备有新式武器以便使其能战胜其死敌——飞机和驱逐舰。
　　只要对敌人新式定位装置的性质一无所知，第一项要求就很难完成。但是一九四三年八月采用的名为“哈格努克－万策”的示波器和十月采用的“纳克索斯”检波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很快就反映在潜艇损失明显的下降上。为了对付飞机，五月底六月初潜艇采用的高射兵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其效果很快便在实战中得到了证实：第一艘装备有高射兵器的Ｕ－４４１号潜艇就击落了一架“森德兰”式飞船。第一艘装备有口径为２０毫米的四联装高炮的Ｕ－７５８号潜艇也成功地击退了舰载机的几次攻击。随即可采用的名叫“鹅鸽”的改进了的音响跟踪鱼雷是一种对付驱逐舰更为有效的武器。有了这些新式武器，邓尼茨满怀信心地盼望能在夏末恢复对运输队的作战并希望取得一定的战果。
　　但是对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能否再次有效地加紧进行，仍有人进行怀疑。德国海军作战局的专家指出截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为止，同盟国已损失了近三千万登记总吨位的船只，但已建造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十万登记总吨位的船只来进行补充。而实际数字对德国更为不利，即损失了二千一百五十万登记总吨位，却建造了一千六百五十万登记总吨位。然而不管怎么说，邓尼茨的看法是对的，即同盟国还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补上损失，而德国应想方设法阻止同盟国补上。缺乏运输船舱是同盟国推迟实施所有大规模两栖作战计划的关键。
　　但邓尼茨认为，即使不能取得吨位战的胜利，也要继续进行补给线之战，因为“这确实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兵力”。由于德国无线电监听勤务发现英国空军海岸防御司令部强大的第十五和第十九大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参加了对汉堡的破坏性很大的攻击，而以前这两个大队却完全忙于对付潜艇的威胁，因此潜艇战牵制了敌人很大兵力这一论点就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最后，不该忘记的是，这几周德国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寄希望于建造和发展新型潜艇的影响。例如有快速电动的XXI　型潜艇和“瓦尔特”式潜艇。据料，这些新型的潜艇将使潜艇战发生重大的变革。那时认为到一九四四年夏秋将有大量的XXI　型潜艇准备服役。在这之前，除非潜艇继续作战，否则就有与敌人防御的发展情况和战术手段失去接触的危险。
　　由于接受了对总形势的这种看法（必须对照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以及这种无条件投降包含的所有明显含义这一背景），加上很有希望的武器与造船业的发展以及一九四三年九月德国新潜艇首次对ＯＮ－２０２号和ＯＮ－１８号两次运输队作战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战果（顺便说一下，被过高地估计了），因此一九四三年夏秋邓尼茨海军元帅作出的决定几乎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潜艇继续进行作战！
　　对邓尼茨来说很清楚，要继续作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必须提供尽可能多和尽可能有效的潜艇，结果采取了一项使以前的一切建造计划都黯然失色的潜艇建造计划。同时，尽管有些较保守的设计师非常担心，还是采取了船体分段建造法，仅仅因为只有船体分段建造法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提供足够数量的潜艇。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能否说一九四三年夏季的决定是“正确的”？
　　今天从同盟国方面军政领导人自那时起所发表的许多言论中，我们获悉邓尼茨对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总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例如同盟国官方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就曾宣称邓尼茨的如下观点无庸置疑是正确的：潜艇战的胜负将取决于他能否用比之英国建造新船进行补充更为快的速度来击沉英国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是不定期货船、定期货船，还是油船。但同时，这种观点也很清楚地表明，只要德国潜艇连同轴心国的其他武器和资源在与同盟国造船厂生产能力的竞争中仍有机会孤注一掷的话，那么大西洋之战的结局也就难以肯定了。
　　到一九四三年五月，邓尼茨才开始对它们是否真有这样的机会抱有最初的怀疑。尽管如此，一九四三年的夏季仍作出了继续进行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决定，不过这是在德国潜艇舰队参谋部经过了长时间的严肃争论之后才作出的。在争论过程中，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对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加以了权衡，对潜艇艇长们本人的报告也给了应有的考虑，并且还对政治战略形势及其对战术的要求作了总的估计。
　　如果连潜艇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赢得削减敌吨位的作战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其他任何武器能象潜艇那样有效地阻止和推迟同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从同盟国的战争文献资料中，我们不但知道运输船舱的问题是确定登陆日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知道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要是德国能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那就可能使同盟国无法实施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的登陆。确实可以这样说，一九四三年夏季所见的情况的确给人以相当大的希望，即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重新成功地发动对同盟国运输队的作战。
　　最后无庸置疑的是，德国要是成功地继续发动潜艇战，那就会牵制敌人大量（即使难以预计）的兵力。要不然这些兵力就会被用来轰炸德国，或者攻击德国本身的海上交通线。下面的数字（举不胜举）确实证明了这个论点。例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当同盟国反潜最得力时，以英国机场为基地的飞机（主要是四引擎飞机）为保护运输队和侦察德国潜艇共飞了二千四百五十九架次。但是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尽管在这个海域作战的德国潜艇相对减少，飞机仍飞了六千三百一十四架次。一九四三年春，在北大西洋上的一支运输队通常拥有的护航兵力达七到九艘护航舰。如果还有一个支援舰队前来加强，则该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就可以增加到一艘航空母舰和十八艘护航舰。但是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摩尔曼斯克航线上的两支运输队，ＪＷ－６１号和ＲＡ－６１号运输队却受到了至少三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多达三十二艘护卫舰的保护。
　　因此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邓尼茨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作出的继续进行潜艇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