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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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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南北朝时代活跃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羯、氐、高车（丁零）、柔然（蠕蠕）等，甚至包括鲜卑各部，到后来就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了。不是他们自然消亡了，而是融入到华北汉人之中，构成了隋唐新民族的重要来源。著名文学家元稹，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本是鲜卑人，但即使在唐朝也没有人认为他少数民族。即如李白，原本在唐朝不存在族属问题，只是到了今天的研究者那里，才出现了他是否异族的争论。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隋唐时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用，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北朝以来，社会上活跃着一批明识远图、雄健勇武的杰出女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那个时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三寸金莲弱不禁风，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这些对女性的传统束缚和偏见，在隋唐时代都还没有成为传统。
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大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用，而且存在着三教合一的趋势。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是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一派的景教、出于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清。
文学艺术方面，隋唐文化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且不说大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气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乐则来自外国。唐太宗灭高昌后，增《高昌乐》，又以《燕乐》换《礼毕》，为十部乐。在民间，同样有大量的胡人乐舞流行着，而且一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自娱自乐的艺术品性。而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琵琶、箜篌、羯鼓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婚丧礼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器用，从服饰、食物、家具到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总之，相对于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汉文化，到隋唐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与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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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是大一统的重建和历史有序化进程的重现。而这时期在整个东亚历史上，则被称为是东亚的动荡时代。可以说，强大的隋唐帝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处于民族纷争、南北对立的状态。辽东本汉朝四郡之地，高句丽自东晋以来就据有辽东，实际上在东亚世界处于某种中心地位。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又称高丽）三国，围绕着半岛的统一而反复展开激烈的争战。对于朝鲜三国来说，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强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三国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或者联盟，或者对抗，无可回避。对于隋唐帝国来说，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是确立自己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而日本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与唐朝建立关系。
隋朝与朝鲜三国的关系，大体与百济、新罗比较平稳，而与高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当时，高丽是半岛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而且据有辽东。隋文帝时期，高丽还联合靺鞨进攻辽西，在隋军强大的攻势下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隋炀帝即位后，要求高丽王高元入朝谢罪未果，便决心大举东侵。大业八年（612）、九年、十年，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目标是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隋炀帝征高丽的战争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成为引发隋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导致隋朝向高丽开战的主要背景，是高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和强大地位，而与隋帝国确立在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相冲突。唐朝代隋而立，给了高丽一次重新选择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新即位的高丽王抓住机会，积极与唐朝修好。一方面主动遣还隋炀帝伐高丽时陷没当地的华人，同时，请求唐朝颁历、册封及输入佛教、道教，摆出了结束战争，服从唐朝的姿态。但是，高丽并没有打算放弃其在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强势地位。而建国初期的唐朝，一方面鉴于隋炀帝伐高丽导致的惨痛教训，一方面国内的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影响东亚局势的突厥势力依然构成威胁，所以在高丽问题上还没有树立真正的影响力。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只是在表面上同时册封高丽、新罗和百济王。
唐太宗即位后，唐朝的东亚政策转向主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致书百济武王，要求百济和高丽停止攻打新罗。其后，唐朝接受了奚胡、契丹等东亚部族的归附，又打败了突厥，加强了在东亚的地位。面对唐朝的进逼态势，高丽采取的是积极备战的策略，修筑了东北起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城），经今怀德县、昌图、开原、铁岭、沈阳、辽中、辽阳、鞍山等市，直到营口入海的长城。为了发挥在东亚的领导作用，唐朝决心使高丽臣服。一方面加强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通过外交努力孤立高丽，迫其就范；同时也不断有战争的议论。由于百济与高丽结盟，并在紧张形势下囚禁唐朝使臣，唐与高丽终于再次发生战争。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在局部上收复了辽东，但在全局上并未达到臣服高丽的战略目标。唐朝也因此确立了长期作战的方针。而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当时东亚政局的走势。
唐高宗即位后，百济继续加强与高丽结盟，以对付新罗，并导致与唐朝绝交。高宗前期，保持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态势，并于660年讨平百济。其后，从南北两路进攻高丽，进而引发了一场东亚各国的全面战争。663年，日本出兵援助百济，与唐军激战于白江口，惨败而归。666年，强硬的高丽国王泉盖苏文去世，诸子内讧，泉男生投奔唐朝。唐朝乘机出兵，在668年十一月，攻陷平壤城，高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与唐一度联盟的新罗，在唐朝力量进入朝鲜半岛后，与唐朝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新罗不断扩充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一方面吸纳百济遗民，另一方面支持高句丽遗民反抗唐朝，向高句丽旧境渗透。675年，新罗基本上统一了朝鲜。而唐朝方面，由于高句丽遗民的顽强反抗，以及对外政策的重心由东向西的转移，逐渐从朝鲜半岛撤退，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回辽东。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受息兵政策的指导，对朝鲜半岛基本采取修好态度，两国关系有很大进展。唐朝在东亚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国家关系秩序，而不是要长期占领和直接统治朝鲜。所以，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并进入到实质性的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轨道。新罗不断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并参照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唐末，是古代国家关系中友好邻邦的典范。
日本（八世纪以前称倭国）在公元478年南朝刘宋末倭王武遣使以后，直到600年重开遣隋使，中日两国断绝了交往。隋唐帝国的出现及其引起了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自然也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朝初年开始，留学隋朝回国的日本学生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发展与唐朝关系的建议，希望通过学习唐朝的“法式”来建设日本的国家。但是，由于日中关系以朝鲜半岛为纽带，而当时的日本政权在朝鲜半岛更加注重与百济的关系，唐朝则以新罗为属国，唐日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障碍。在唐的日本留学生与新罗的接触，促进了日本与新罗的交往，并进而导致了贞观四年（630）日本第一次遣唐使的派遣。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革新”，日本社会飞跃发展。在大化政府初期，日本力图加强同新罗和唐朝的关系，而新罗在与高句丽和百济为敌的形势下，也想维持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在当时东亚存在的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日本政权内部存在着分歧。649年以后，日本亲百济派掌权，百济王遣使与日本通好。而日本对唐朝让其出兵救援新罗的要求置之不理。日本要向唐朝显示自己和中国一样是东亚大国，一样要使夷狄臣服。因此引发了唐朝与日本在朝鲜的直接交锋。在白江口战役中，日本战败。但唐朝的政策是保持东亚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所以要求新罗保全百济领土，同时向日本派遣使臣以求建立友好关系。
新罗统一朝鲜，并在其后达成与唐朝的和解后，唐朝的东亚中心国地位确立，东亚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局面结束。日本因此放弃了与唐朝对立的立场，同时也是免除了来自唐朝的威胁，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从八世纪以后，日本与唐朝的友好交往十分频繁，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东亚世界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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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后，晋室南渡，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要到隋朝建立并灭陈后，才得以结束。所谓大一统，在这里所指主要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南北疆域的统一。关于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将在另外一讲中专门论述。关于隋朝在疆域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在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基础上达成的。
从政治血统看，隋朝是北周的继承。隋朝建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尤其是西魏北周时期融合了北方民族血统与文化的汉人势力的加强。北周是以六镇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为核心组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建立的政权。但到周武帝统治时期，民族差异已经大为减少。府兵制创建之初，将帅都用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皆为胡姓，具有部落兵的色彩。到武帝建德三年（574），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在西魏时汉族兵将不断进入府兵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改革，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这就导致了汉族平民大量进入府兵系统，史称“其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与此同时，在关陇集团内部，汉人势力也逐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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