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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说，郑树敏是一个很聪明的包工头。１９８３年，高中毕业后的郑树敏来到北京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后来从小工一直干到包工头。他平时揽一点小的建筑活或者装修工程，虽然没有大钱可赚，但毕竟还能够维持生计。
　　郑树敏在北京混了２０年，认识了很多人，其中很多是他的老乡。在他的老乡中，有一个是国防大学某干休所的助理员，他们相识已经１５年了，中间有一些简单的来往。２０００年３月，通过国防大学这位老乡的介绍，郑树敏给国防大学的一个住户装修了一套房子。在装修的过程中，老乡告诉郑树敏，国防大学有一批１００多套将军级的房子需要装修，如果郑树敏能够找一些手艺好的装修人员，应该能够找些活干。
　　在国防大学装修期间，为了施工的出入方便，学校有关部门给郑树敏办理了一个临时出入证。就是这张出入证，让农民出身的包工头郑树敏激动不已。因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国防大学的门的。
　　老乡说１００套房子的事情不过说说而已，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郑树敏一下子从这１００套将军楼的装修工程上嗅到了机会。因为在这之前，他除了伪造广东海外建设总公司梅州分公司北京第六工程处处长外，还与朋友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北京某公司的直属工程部。为了撑门面，郑树敏租用了办公场地，但郑树敏连办公场地的租金都拿不出来，他急需一笔钱来交房租。
　　正当郑树敏为借钱发愁的时候，１００套将军楼的信息使郑树敏欣喜若狂。自己这边有了两个工程部和办事处的机构和公章，那边有了国防大学的将军楼的房子需要装修。如果拿下这个装修工程，那将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即使工程到不了手，以此为由先骗一点钱度过难关也未尝不可。
　　凭着在北京建筑装修行业摸爬滚打２０年的经验，郑树敏很快起草了一个《联营协议》。就这样，曹水林成为郑树敏合同诈骗的第一个对象。
　　１００套将军楼的装修工程很快被郑树敏转包了出去，郑树敏以每套房子提前收取１０００元保证金和渣土清理费，共骗取了１０多个工程公司的２１万元。按照这个数额，１００套房子至少被郑树敏转包了２次。当然，国防大学没有人知道，连被郑树敏诈骗的人也信以为真。
　　其实，关于国防大学的那１００套房子，郑树敏只是听到老乡的一个信息而已。他根本没有与国防大学有关部门联系过，更没有签订任何协议。
　　而郑树敏骗来的钱，除了交房租之外，全部挥霍一空。
　　郑树敏在诈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朋友认识被诈骗对象。另外一个被诈骗的郑先生就是通过一个叫郎姐的女人带来，找到郑树敏的。因为郑树敏早就放出风去，说自己手里有国防大学将军楼的装修工程。转包条件优厚，先期投入也不大，而且郑树敏手中也有中外建直属工程部的公章，以及与其他装修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即使有人想亲眼看一下那些需要装修的房子，郑树敏都会毫不犹豫地带他们到国防大学实地考察一番，因为郑树敏手里有一个国防大学的临时出入证，他出入国防大学这样的军事重地当然如履平地。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让人上当。
　　很多装修公司对郑树敏所谓的工程趋之若鹜，纷纷找上门来与郑树敏签订合同。不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骗上一把，直到自己被拘捕。
　　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被告人郑树敏为达到非法聚敛钱财的目的，其行为已形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判决被告人郑树敏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罚金人民币１万元；继续追缴郑树敏违法所得２１万元。
　　郑树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但监狱里不会有将军楼了，等待他的是冰冷的铁窗和监号。
后记
感谢命运
丁一鹤
　　本来除了感谢命运之外，我还想感谢点别的什么来着，但是，坐下来想想以往的生活，需要感谢的太多，确实一下子感谢不过来，仿佛只有命运可以涵盖一切。
　　命运是个大命题，我这里所说的命运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是我个人的，另外是我采访对象的，也就是我笔下人物的，他们有的在快乐生活着，有的已经失去自由，有的正在用劳动洗刷他们的原罪，有的已经去了天堂或者地狱。而我只是用笔记录他们命运的人。
　　我先说说我的命运吧，我老家在山东乡下，20年前我没能考上大学，到了该当兵的时候就当了兵，到了该提干的时候就当了军官。当然，需要说明的，我这人没什么本事，要说特长也就是能划拉两刷子，这也就成了我“混饲料”的手段。10多年前我那个陆军少尉是写文章写出来的，之后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因为能划拉两笔才读了文学系。再后来围绕着我发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写作有关，包括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法院。本来我先是在政治部写一些官样文章，以为这辈子也就当个刀笔小吏了，没想到命运在2002年拐了个弯儿，我因祸得福当起了政法记者，而且5　年下来竟然出版了10多本书，虽然离纯文学有点距离，但法制文学也是文学啊，在法院里混了个法制文学作家当当，您说这是不是命运作怪？想想一个乡村孩子一下子出一套系列丛书，是应该感谢一下什么的。
　　我是一个有着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能说我信命。但是，人是不能跟命运较劲的，就像狗咬了你一口你不能去咬狗一样，你可以趁它主人不在的时候狠狠地把狗脊梁打断。听天由命实际上是顺其自然，这恰恰符合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我的话说就更简单，该干嘛时就干嘛。
　　我现在该干的就是把法院审判的案件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不是紧紧抓住当年的诗人梦想不放，人还是务实一点才好，能干嘛就干点嘛。比如法制文学是我作为政法记者的本职工作，端法院的饭碗就得给法院干活，这没说的。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我记录下来的这些案件，是21世纪初期中国法制进程中一些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故事而已，但在若干年以后，这些故事展示的是中国法制进程中变革最迅速时期的典型案例，因此，这些案例对读者而言是消遣，对关注中国法制进程的研究者而言，是除了审判卷宗之外的另一种文本。我努力把文学作品和审判卷宗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达到相互印证、相互映衬的效果，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这便是这套《解密案卷》丛书出版的初衷。
　　对于这套图书中我所撰写的文字，我需要做一点简单说明。这套丛书，主要以刑事案件为主，大家可以想象，卷入刑案中的这些人的命运应该是让我们唏嘘的，这也是我作品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所以，我要再次感谢我笔下那些不同命运的人们，无论他们是罪犯，还是受害人。
　　在撰写这些文章时，我创作的一个原则是，在所掌握的题材里找出一个新闻点再进行创作，这是最考验一个法制记者功力的地方。在深入采访之后，我很少急着动笔，因为我需要在众多素材中寻找打动我的东西，这个感动我的东西就是人物命运，也是文章的角度，或者是文章的主题。比如童琇琳雇凶杀人案，很多媒体报道的角度都是警察给童琇琳介绍杀手。这个角度不但损害警察形象，也没有什么新意。后来我从童琇琳是某名牌大学学习法律的高材生，她的朋友也是熟悉法律的警察，她雇凶杀人后回国自首等很多人极少关注的细节，从知法者无奈之下犯法的角度，讨论司法渠道的畅通问题，这个角度就新鲜了。再比如尽人皆知的张恩照贪污案，很多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了，但我却从张恩照的草根出身和逐渐忘本的演化，写出了一个高官渐渐迷失自己的《草根行长“勿忘在莒”》，既符合张恩照出生地山东莒县的古代典故，又提出了一点哲学和命运有关的问题，文章就显得有点意思了。
　　除了文章创作需要说明的，还有这套图书中提供的相关卷宗问题。因为这套书叫《解密案卷》，所以有必要提供一些相关案件资料。首先我保证这些资料都是原始的真实资料，这一点是不敢有半点水分的。其次是大家关注的保密问题，我在部队曾经当过3　年保密员，熟悉保密守则，知道泄密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系列中，所有的案件我都提供了法院的原始判决书的节录，也许很多人不了解，现在法院除个别案件外都是公开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公开的，不存在泄密问题，而且在判决书中涉及的敏感内容我也已经做了相应技术处理。其次是庭审笔录和亲笔供词等内容，因为公开审判，公布部分庭审内容也不泄密，当事人的亲笔供词我也只是选取跟案件相关的部分内容，所以也不存在泄密问题。总起来说，这些都是大家极少接触的原始资料，读者和研究者不可能参加所有庭审和见到这些资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被解密的案卷内容，全部都是首次公开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一些图片，除我本人拍摄之外，还有一些是法院的一些新闻同行提供的，他们分别是姚学谦、郭京霞、王文波、常鸣、高志海、王鑫刚等人。另外，这套书中有几篇文章是我和同事、朋友们共同合作的，比如胡浩立、梅玉兰、张莉萍、裴烨等人。在此一并谢过。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估计感谢命运也都囊括了，谁都有自己的命运，谁都得按照自己的命运活着，不管是罪犯还是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