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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人和一些红军将领，包括周恩来、任弼时、项英、

王稼样、彭德怀在内，都主张打赣州。
聂荣臻刚到中央苏区，不了解情况，未表态。
此前，周恩来、任弼时曾多次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是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

团。彭德怀被共产国际誉为“最能打仗的军团长”。打大城市，攻坚战，彭
德怀有经验，1930　年8　月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彭德怀的红三军
团曾一度攻占过湖南省会长沙。

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在红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他的意
见，举足轻重。很遗憾，彭德怀没有投反对票，而是积极主张攻打赣州。
彭德怀为什么认为可以打赣州呢？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
间，蒋介石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
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甫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
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
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
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有湘
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作依托。

因此，早些时候，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就说可以打；
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军团包了”。
彭德怀片面的想法脱离了实际，给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以
军事上的支持。
毛泽东、朱德反对无济于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一致通过了

攻打赣州的决议。
当时，苏区的口号是：打下赣州，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搬进赣南首府。
气氛狂热，士气高昂，攻克赣州，志在必得。
然而，赣州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
赣州守敌马昆旅并非八千人，而是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战军红三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赣州的地势易守难攻，城墙高达两丈。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红军
苦战一个月，四次爆破城墙，发动强攻，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终未能攻下赣


州。
1932　年3　月初，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第十一师两个团偷渡赣江，突

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
红三军团腹背受敌，不得已于3　月8　日撤出战斗。
历时三十二天的赣州战役，非但没有“势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围

剿”以来，红军最大的一个败仗。红军伤亡逾千，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侯中
英被俘，惨遭杀害。
部队集结赣县江口后，瑞金中央局的首脑们都赶来了。项英奉周恩来指

示，专程到东华山请来了毛泽东。
在江口，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老调重弹“，说夺取中心城市是较长远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动方

针。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
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观点依然如故，认为打赣州绝对需要，而且还要继
续准备打。

江口会议在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时，毛泽东主张红三军团向北发展，
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同赣东北联成一片；苏区中央局则认为，红三
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河西苏区，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

江口会议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军团长，彭德怀的
意见举足轻重。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支持毛泽东，却站在了苏区中央局一
边。他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的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对攻
占赣州的想法。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
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

线，布尔什维克化的。实际上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
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
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江口会议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中路军，由红一、五军团组成，
担负赤化赣江东岸地区任务，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另一个是
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组成，挺进湘南及桂东、汝城一带，扩大湘赣苏区，彭
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领导中路军行
动。
一路上，毛泽东在考虑中路军的行动。他认为沿赣江两岸发展，余地不
大，不如依托闽西苏区，打到闽南去。
毛泽东首先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老部下林彪和聂荣臻。几番考虑，林、聂
支持了毛泽东。
林、聂立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中路军为东路军，进军闽南。苏区中

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开两天会议，最后同意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东征征何方？毛泽东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泽东确实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赣南会议以来，有近半载

不在军中。他决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的大仗。临时中央和苏区中
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也就选一个大城市来打。当然，毛泽东心里
有数，他不会打赌气仗，更不会干赔本买卖。要打，还是老经验——“雷公


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文中说：“漳
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守敌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实力较弱。”周恩
来批准了毛泽东的方案。

漳州战役共分两步：先打龙岩，再取漳州。

1932　年4　月10　日，东路军发起攻击。从拂晓到傍晚，一个白天，攻克
龙岩城。

这场漳州外围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近七百人，缴获步枪、机枪九
百余枝，炮两门，子弹七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样快捷。4　月19　日发起总攻，20　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电
话从漳州城打给了毛泽东。

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化装出逃。这一仗，红军共俘敌二千六百七十
人，缴步枪、机枪二千三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六门，子弹十三万
余发，炸弹四千九百发，飞机两架，电话机十部。

红军伤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战，是聂荣臻进中央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胜仗。他十分高兴，
在缴获的敌机旁照了一张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没。福建省委不仅把守敌的兵力、部署
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苏区群众保障了数万红军的粮食
供给。

因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毛泽东相识。罗明与毛泽东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不到一个月，连克龙岩、漳州，打了两个胜仗，毛泽东很痛快。4　月22
日下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
东十分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
打仗，可你们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　年7　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
理。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
这对前方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
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
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
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

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　月29　日，周恩来
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
府主席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
“泽东的经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
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　年8　月8　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
作的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
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
前方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


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
泽东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
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
一片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　月16　日凌
晨发起攻击，17　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　日傍晚再接再厉，20　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
局的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
生了变化：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
筑工事，防备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
昌方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
决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
上，威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
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　月23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
央，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
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　月25　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
同意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
并指出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
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
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
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