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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舰一艘和驱逐舰九艘。此外，还有巡洋舰六艘、海岸炮舰两艘和驱逐舰八艘受创，但可以在我们海军实力的范围内，加以修复。另一方面，到了1940年6月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可以作战的德国舰队却只剩下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虽然他们受伤的军舰大部分也像我们一样，是可以修好的，但是就侵犯英国这个最高目标来说，德国海军已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了。①
　　①见附录（18）。







第三十八章　政府倒台　

　　5月7日的辩论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的决议劳合·乔治在议会中的最后一击我竭力设法扭转下院的形势我对首相的劝告5月9日的会议德国的进攻5月10日和首相的谈话荷兰的苦难张伯伦先生提出辞职英王邀请我组织内阁工党与自由党参加内阁事实与梦想。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
　　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发表的演说；当时他在另一种场合下，曾经轻率地说过〃希特勒错过了时机〃。首相说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并且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质询时，明确地说明在挪威战役中，我还没有取得这种权力。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酷和激愤的态度，攻击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发言者发现他们博得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多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并领导舰队进攻。〃
　　他身穿海军元帅的制服，以非常迎合当时下院情绪的态度，提出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
　　〃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罢！〃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和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的口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
　　第二天，5月8日，虽然议会中的辩论，在讨论休会动议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它却具有不信任决议的性质，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来，表示接受挑战，而且在一段不幸的发言中，向他的朋友们呼吁，要求给予支持。他有权利提出这种呼吁，因为他的这些朋友过去对于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曾给予支持，因此，在战前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中，应该分担他的责任。但到了今天，他们自觉惭愧，缄默不语，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反对派方面，进行充满敌意的示威了。这一天，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他在一篇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他企图替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而且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冒险企图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地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我的最大的努力，设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当我回想到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对我而发，而是以首相为对象。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为首相进行辩护。到十一点钟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八十一票的多数，但有三十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六十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实际上，无疑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不能度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坚决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损害我们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
　　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关于挪威的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
　　我所说的话，内容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来领导继续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却有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作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人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从伍德爵士那里，我知道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一般的时局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问，一同进行洽商。
　　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　　　　　　※　　　　　　※
　　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