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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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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有病,要注意身体……”站在宋美龄旁边的文静的宋庆龄,她可不像妹妹,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挥泪不止了。从小看大,也许一个人的性格终生是不会改变的。宋庆龄从小就娇柔、纤弱和沉静,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和伤感的神情。在宋美龄的眼时,她像《红楼梦》中的林小姐,又象中世纪被囚禁在塔楼里的人质,似乎正在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说心里话,宋美龄当时对姐姐倒是充满了同情。
  如果说分离是痛苦的话,那么团圆则是甘甜的。可是,那团圆的甘甜将在何年何月何日呢?
  人们挥手依依惜别。
  依依惜别的深情,像根红绒绳牵着你和我,连着我和他;像扯不断的风筝绳,拴着游子的心。
  当客轮渐渐远去,人们收回远眺的目光,低下头来不免又有几分哀愁。是啊,宋庆龄和宋美龄是第一次漂洋离家啊!儿是娘的心头肉,作为父母的不挂心是假。
  为了孩子的上学,宋耀如夫妇间曾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太太倪桂珍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封建土地上生长的女性,封建的“忠孝礼仪、三纲五常” 难免不影响她,她本身的经验就可证明。她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男孩可以出洋上学,女孩则不必要。和她观念相反的恰恰是她的丈夫,他受了10年的西方教育,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为了培养女儿,4年前也即1903年,他通过老同学步惠廉的关系,将长女、年仅14岁的宋蔼龄送到美国的威斯里安学院学习。该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校和埃默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宋蔼龄学习还算刻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后,像父亲25年前那样,从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当时宋耀如在虹口宅第的书房里和山东路印刷所的秘密政治部里,分别为她准备了一张书桌。宋蔼龄被委任为宋耀如的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把准备打给孙中山的电报译成电码。这样,宋耀如就能腾出身来,集中精力履行革命组织司库的职责。这是他培养女儿们的第一步战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
  时隔4年后的今日,宋耀如又将二女儿庆龄和小女儿美龄送往美国,这是为了实现他的“战略计划” 之二。本来宋耀如这几天患感冒,身体不适。宋庆龄和宋美龄不让他相送,可是他硬是坚持来了,一直等到船消失在天水一线上……
  “满洲号” 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人了公海区。宋庆龄和宋美龄依窗而坐,望着远去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然后她们又把目光转向前方,霞光五彩缤纷,射出万道金针。银针,又化作一圈圈夺目的光环那里不就是未来的希望吗!
  海水是蓝色的,蓝色的海底又是深不可测的。然而她们那蓝色的希望又像这蓝色的海底。
  此时坐在二姐庆龄旁边的小美龄,可不像姐姐那样文静安然,而是个活泼风趣的小姑娘。她望了望正在托腮沉思的姐姐,同时又理了理自己被海风吹乱了的刘海,说:“二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好姐姐,别想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届时再说。来,咱们吹吹口琴散散心好吗?”小美龄大眼睛一眨,灵机一动。
  “我现在需要清静清静。待会儿我再陪你玩。” 宋庆龄推辞道。
  “我不吗,好姐姐!” 小美龄向姐姐撒娇道:“你要不陪我玩,我一个人吹多没意思呀。”
  “好,好,咱们一块吹。” 宋庆龄拗不过妹妹,只好依了她。
  “好二姐,你真好。我去取琴。” 当即喜得小美龄像只欢快的鸽子,返身去行李架取口琴。这时,一个山浪打过来,船剧烈颠簸,小美龄差点儿跌倒在行李架前。
  “二姐,给。你先吹一支吧广 小美龄把琴交给二姐宋庆龄,像是命令的口气。也许她是尊重姐姐的,可是话一出口就变了口气。
  宋庆龄是知道小妹任性惯了的脾气的,她没有介意,只是说:“还是小妹先吹一曲让姐姐听听。”
  “好,我吹。” 小美龄也不客气,把口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接着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淌,时而如骏马奔腾,时面如三江翻滚……宋庆龄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做《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在那古老的大地,在那原始的森林,有一条绿色的瀑布。像银河飞流落下,像绿缎迎着晨霞。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千轫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一路高歌,一路风尘,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的,宋庆龄是不喜欢这首歌的。为什么不喜欢,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它的格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梆,叫人不好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同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此时的小美龄却美滋滋的用脚打着拍子,合着她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小妹听。” 宋美龄吹完一曲,宋庆龄也来了只致。
  宋庆龄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服饰光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其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穿上花裙子,蹬上高跟鞋,那是谁呀?那是我。走在长街上,惹得众人瞧。长街无尽头,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天过午。最后回到家,还是爹娘亲,还是家里好。
  “庆龄吹得不错哇!” 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夫扭过头来也和她们答讪。
  “我……刚学,不会吹。” 宋庆龄红着脸说:“还是小妹吹得好。”
  “姨夫。你也来吹吧!” 小美龄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成。”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说完温秉忠哈哈笑了起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小姐俩也跟着笑了。
  随后,宋庆龄和宋美龄又要求姨夫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厂’那天,轮船快到日本神户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
  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此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 船长进一步问。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广 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中国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金银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办公室,方知是一双中国国宝金银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了,当然,也包括宋氏姐妹二人。“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3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庆龄平时恬静温和,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她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
  “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就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这位小姐说得对!” 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庆龄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小美龄,扯了扯姐姐的衣襟,示意她不要再讲。在异乡他国,多心眼儿的小妹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于是宋庆龄忿忿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的情绪被宋庆龄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与日本当局争吵起来。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金银镯的不明来历时,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屈辱的“满州号” 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驶去。时值8月金秋,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多低鸣的叫声。
  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十,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满洲号” 终于结束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行,抵达终点港旧金山。只见港湾浓雾茫茫,这是一个多雾的早晨,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待到日出雾散后,轮船才慢慢驶人,在码头停稳。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儿出示证件。宋庆龄和宋美龄姐俩因为有姨夫温秉忠的相送和步惠廉先生的前来迎接,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她们没有像大姐宋蔼龄初来美国求学时那样,屈辱地受到美国人的冷遇和非难。
  “我们比大姐初来时的命运好。” 当即宋美龄得意洋洋地对宋庆龄说。
  “爸爸有经验了。” 宋庆龄莞尔一笑。
  在港口的出门处,爸爸的老同学步惠廉先生,热烈地拥抱了她们小姐妹,犹如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实际他们在上海分别还不到半年时间)。几个星期后,宋美龄第一次认定,美国的学校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步惠廉先生也像父亲一般地体贴她们。
  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最初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所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朴实无华。1906年,宋耀如赴美筹款时,曾随温秉忠到该校参观,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当场他即向波特温小姐联系了两个女儿在此学习的事情,波特温小姐愉快地同意了。
  宋庆龄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她仍然十分用功。后来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回忆道:宋庆龄“那个严肃的姑娘”,总是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在她的同学埃米莉·多纳尔的记忆中:“年龄较长的那个女孩,因为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她总是回避我们幼稚的游戏和嬉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补习,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姐姐宋蔼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这一年秋天,学校开学了。临分手时,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新泽西州避暑山城德莫雷特的皮德蒙特学校,小美龄住在宋蔼龄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她对哲学课程尤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班上讨论问题时,宋庆龄态度温文,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得同学们的钦佩。
  宋庆龄与家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父母更是关心远在地球另一边的3个女儿。宋庆龄的同学许多年后还记得,她和妹妹到萨米特市不久,就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当时,她们做美国样式服装,也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旗袍。
  但是,宋庆龄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父亲清楚女儿的想法,常常给她写长信,告诉她这方面的情况,并寄给她剪报。因此,身在大洋彼岸的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十分了解,并常常为此担心、忧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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