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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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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说：“中山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倍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中山先生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恐怕还到不了今天这个时候呢。”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棋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笔账我们要记在心里！” 何香凝当时像是安慰宋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4．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先生病情恶化。
但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嘱给她，并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孙中山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此时，宋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当即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一再被推迟的。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当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 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 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 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 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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