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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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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 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一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 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 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一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  9 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一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一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 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一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一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一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 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一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进一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一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一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一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一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一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伔鸾獭纺且徽吕铮樯芄饧碌睦戳ヂ觯! 〈撕竺患柑欤毡竞推叫岬拿厥楸瓜壬耸辔挥忻猩矸莸娜毡救死纯次遥渲杏腥毡咀ぐ臀鞴埂⒌酃笱У墓史ń淌诘取N蚁蛩谴筇褰彩隽宋以诤推绞乱抵兴龉墓ぷ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 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一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 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一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一次诉诸公断。  15 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一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一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阿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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