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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锡山、白崇禧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了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梁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楚伧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请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粥和顾子扬等7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粥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夫，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缨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粥、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