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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责备者严，故各报纸对辜厅长这件事，绝少宽恕。社会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们自己就应当格外要发，以副其属望。普通的人本来只要能修身，能尽职，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要修身，并且要齐家。大学上据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是中国政治的原则，含有至理。我们在外面做事，对于齐家一层，须时时留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的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女子并非不能参政，但是参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头脑才学地位，来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参与政治。近来常有人说起，江苏有某县长或某公安局长，本人尚不坏，而他的夫人在外有营私舞弊的嫌疑。这种事从社会上看来，负责的还是县长与公安局长，而不是他们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他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个贤内助了！故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这一点大家须得明白，不可误会。更有进者，女子匀奢侈，消耗浩大，所谓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为了满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贪污；因为不贪污无以应付。故年轻人择偶，第一须行为端淑者；第二须能治家者。有了个贤妻良母的内助，则身修而家齐，然后可以谈到治国平天下。近年来风气日下，女子教育尤坏；以受过高级教育的女子，有甘为人妾者。这实在因为平时学校里，不请求自立自尊的缘故；因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习于奢侈，中馈之事，置诸脑后；这样的女子已够不上做个贤妻良母，还要在外面干预政治，擅作威福，妇德之凉，一至于此！但这不是女子之过，父母及教育，应该负责。青年男女在此环境中，都应当十二分的留意；否则，一定会因为家庭的关系，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会招引一班坏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好货娶妾，固然是败坏官党大戒，即金石书画等风雅嗜好，亦都应当摒绝。因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会投你所好。不知不觉，你就受他们包围了。并且要一定没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会神；否则，心志分散，就难尽职。心属公务人员，应当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这样的克己立志，然后本身能廉洁，政治能清明；否则，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点关系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顺便提出来，与诸位说说。望诸位都能身体力行，然后我们才能在政治上负起应尽的责任！”
　　第六章　中统内幕及其它
　　1．“CC”的由来
　　蒋介石下野后，授命陈果夫在上海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东山再起”作准备。
　　提到“CC”，有些人认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所谓“二陈”，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lClub的简称。
　　要讲“中央俱乐部”的由来，就要扯到远一点。当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夤缘时会，除了攫得了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之外，还以“实力派”的关系，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并由他最亲信的陈果夫为副部长，代他负实际责任。在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之前，他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以他为中心的反革命系统，就已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委派定了。北伐军收复上海之后，一部分尚不能到职省市党部委员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机会出发。无奈到了1927年8月，蒋介石却被迫下野了。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对黄埔学生和这一部分省市党部负责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他把黄埔学生交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仍然集中在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同李烈钧等人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干，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然由陈果夫为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过去国民党内部的“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在陈家兄弟炙手可热情况下，因为“陈”宇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到1931年，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把这个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同时在地方党政机构内指定专人为“肃反专员”，并加派特务人员，在“肃反专员”的秘密指挥下进行广泛的反动活动。这个“肃反”的组织既无固定的形式，也不公开对外发生关系，但所派的人员，都是经过“党务调查处”相当时期的特务训练，并履行过一定人伙手续的。这些人，也就成为后来的“中统”的班底。
　　正如“复兴社”的早期一样，以“CC”的早期，其内内外外，也曾有过若干核心组织，如“青白团”、“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减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团”，更是一个既有封建帮会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质的小组织。“清白团”的领导层，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7人组成。不但对外秘密，对未加入这一组织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团手续，多数在南京螺丝转弯陈果夫兄弟的故里举行。在那个地方，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火惨淡，神台后面的壁上，挂着戎装佩剑、脚穿马靴的蒋介石像，还拉了一幅罩有灰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陪在旁边。人团的人，就在这种阴森的环境和气氛中，在陈立夫或别的几个人的监督之下，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例外地要说些违反纪律便要严厉制裁一类的话，意带威胁。在1932年前后，参加“青白团”的分子，有陈伴岭、王星舟、洪陆东、陈访先、邵华、马元放、骆美美、齐士英、李永新、庞镜塘、方治、高宗禹、刘不同、潘公展、吴开先、周学昌、郭紫峻、张强、张冲等等。这些人中，除了刘不同等个别人后来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级骨干。“青白团”领导层中的叶秀峰和徐恩曾，后来就成为“中统”
　　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也是1932年前后成立的，该会成立后，又由陈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中的最亲信分子，挑选党员中特别忠态拥护蒋介石的人编成特种小组。这些“忠实分子”，都要另外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人会以后，要负责监视一般党员言行，随时密报。这等于派在地方党部的特务组织。参加的人，有些也成为“中统”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组织，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内之党，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们之所谓“层层有组织，层层有核心，”就是这个样子。
　　“青白团”存在的时间不久，就并人“忠实同志会”了。正如“复兴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一样，这个“忠实同志会”的会长也是蒋介石。蒋介石从帮会出身，一向以搞帮会的办法搞党，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帮会性的小组织，而这些帮会无论大小，都是他做龙头。
　　“忠实同志会”成立后，又派了些中央干事到各省去组织分会，并由他们以各种名义，拉拢青年搞外围组织。当时，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张厉生，山西、绥远苗培成，东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吴醒亚，南京、四川是叶秀峰，贵州是张道藩，江苏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陆东，福建是陈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间，张厉生在胡梦华的协助之下，开始在北平进行组织“诚社”
　　的活动。张厉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特派员兼河北省政府委员。胡梦华则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胡梦华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在“九一八”之后，又在北平主编过《人民评论》、《革命向导》等周刊，表面主张反日，冒充进步；又曾在大学教过书。因此，张厉生认为他易于鱼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给他经费，叫他再办《人民评论》旬刊，设法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攘外必先安内”那套理论。因此，在这个刊物，既刊登张厉生的长文，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