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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董启章的新小说
　　香港作家董启章最近出了本书，可以当小说来看、也可以当成胡说来看，这是本有关地图的杂著：《地图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初版）。读董启章的《地图集》的时候，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段话，他先引述了某本书中的一个论点：“设想英国有一块土地经过精心平整，由一名地图绘制员在上面画了一幅英国地图。地图画得十全十美，再小的细节都丝毫不差；一草一木在地图上都有对应表现。既然如此，那幅地图应该包含地图中的地图，而第二幅地图应该包含图中之图的地图，以此类推，直至无限。”
　　博尔赫斯举了不少作品中的例子，如《一千零一夜》的第六百零二夜，国王听到的故事是山鲁佐德给国王讲故事；如塞万提斯成为《堂吉珂德》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观看《哈姆雷特》－－我还记得卡尔维诺也同样注意过这种图中之图、镜中之镜，在他一篇谈文学作品的层次的文章里。博尔赫斯说，这种现象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够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的人，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了！
　　这个道理无比玄妙，令我回想不已。我想的是：究竟是我们写了小说还是小说写了我们呢？就后一点而言，我不是指在小说里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情，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被小说所唤起。小说有一种魔法，即它唤起我们把自己的可能性敞开，这个可能性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因为小说的形式和它所要求的想象，我们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诞生出来，雌雄同体，身经百变。
　　《地图集》披露了董启章想象的一种资源－书本知识。在无数前人之书中，在现存的所有关于一个城市的地图册、地理掌故、街市传说中，产生了这本新颖的说图之书。文本分四部：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符号篇，七扯八拉融入了和各种地图相关的书本知识。不过，也许关键是在于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想象，总在对现有的知识挑战，挑出成规和文字的不可靠，文字的破裂，文字里湮没的东西。在断壁残垣上，地图呈现了多种读法和可能，地图下面的故事衍生出来。关于这样一个香港的考古学，我们可以说什么？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只能想一想。我看见，作家本人就站在他的地图里，在那条他所居住的柏树街，他说：
　　我们只能在一本关于地图的书中找到一段描述柏树街的文字。它的作者是一名于二十世纪末在柏树街长大和开始写作的次要作家。在这本体例混杂和难以归类的地图阅读结集中，作者以一种罔顾现实的态度在纵横拼合的点线和色块间，读出种种既共同又私密的梦魇、怀缅、渴想和思辩。
　　读着这本书，我们好象也踩着厚厚的落叶一样的地图，翻来找去，找我们小时侯的家，画在纸上的比真实的家居更美丽的家；我们沿着地图走到广大和纷杂的世界，发现道路分叉的花园或废墟；我们迷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到头来谁说得清是地图标示方位还是历史凝于地图；我们到哪里去找寻自己的城市－他人的城市、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你又如何能否认，人在图中？
　　董启章的另一本新书是《双身》，涉及到雌雄同体的话题。说到这个变性题材，在前有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弗的《奥兰朵》，写一英国贵族奥兰朵，经历人世生死忧患，沉睡七天后变作女儿身，１９９３年，一位英国女导演将其改编成电影，英俊的长辫子女郎奥兰朵骑着摩托载着女儿飞驰。在董启章之后，又有一位香港女作者心猿的《狂城乱马》，写变成女人的男记者穿梭于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我以前还介绍过董启章的《安卓珍尼》，写的是一个女学者离群索居，到深山寻找叫斑尾毛蜥的物种，这东西全雌性品种，自行繁殖，故女人管其叫安卓珍尼（英文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雌雄同体之意）。
　　比较起来，《双身》要好看很多。作品中有一个叫林山原的男子，在日本风流一夜后，变成女身。由这种变化，她遭遇种种女性的处境。至为艰难曲折的是，她和爱她的男子如何接受这个双身变异，还有她如何重新建立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如何调整自己与倒置过来的同性和异性相处。故事里还有一条线索是山原童年和少年时，作为一个身体弱小秀美的男孩认同自己性别的心理经验。评审人陈映真说：“这是‘女性主义’‘同性爱’成为流行论述的当前，以同一个身体中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即肉体的性别与认同的性别的剥离、矛盾为题材的小说。”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作者把主人公抛置一个被弃的边缘，以这种处境来开启人物的心灵史，让许多绝望、挣扎、暧昧和反常的情愫点点滴滴地流出。他试验了自己对男女双性其身体和性别经验的想象力。他对全篇的布局构思多少是诗化的，那一系列假设前提的标题，自是要人回想到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由这部小说我想到：是作家在试验小说还是小说在试验作家呢？复杂的结构和性别的错置都是一种试验，试验出写作的人的本事，试验有多少可能的方式，我们可以回望我们成长中那些也许是混乱的但重要的情境。还有，那可能也并非属于作家个人的，而是被他虚构想象出来的他人的困境，一个作家难道不正是应该如此，应该拥有无穷无尽的人的前世今生吗？
　　但会有一个困难－－表达的困难，这是董启章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的。在《安卓珍尼．序》中他说：
　　小说发展到现今这样的地步，其基本形态差不多已经完全确立，其可能性好象已经消耗殆尽，连什么离经叛道的反小说的实验也已经山穷水尽了。在小说形式方面，几乎不再可能出现真正的前卫。于是，当我执笔想写任何一个小说的时候，某个特定的类型或某些特定的典范便会自然而然地投映在我的稿纸上。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模拟小说这种东西，掌握它既有的规条和反规条，把自己的小说写得像一个小说，或者把自己不像小说的东西写得像一个不像小说的小说。但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模拟并不一定是被动和服从，而是一个制造新的距离，新的空间的方法。对我来说，模拟令我跟小说这种东西保持一种若即若离、即近又远的关系。我不知道这关系将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但我好像隐约看到了其它的可能性。
　　如此，好象做一种折纸游戏－－这是他写过数次的一种（带有女性意味的）游戏－－一样，他做了不同风格和体式的尝试，我想，热衷于这样来写小说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素质，一种想象的素质，那种要扩张自己的想象，那种不会屈就于眼前事物的素质，那种要向天空飞行的素质。在董启章以前的三本校园小说里，有一些非常精巧的构思，关于各个科目的知识性想象和少年人的日常生活琐事别致地对应。你可以说，哦，让桌子讲话，这不是历来就有的童话风格吗？是的，在董启章的小说构思里，这里那里，你总可以找出那种属于图中之图、镜中之镜的影子。可是，那些细密的观察，对成长的清晰记忆还有总体来说基于分析事物、基于说理而不是抒情而产生的的联想，却是展示了校园生活中许多有趣、值得咀嚼的层面。那最有趣的，不如说是作者营造空中楼阁的心境：“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当一个小说家，我会希望成为一个漫画家、一个动画家。我会以绘画空中的城市作为我终身的题材。”
　　《双身》是获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作品（台北，联经，１９９７年元月初版），我几次介绍到董启章的作品，是希望引起出版界对香港新人新作的关注，使内地读者能读到代表香港文学新水准的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