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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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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托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著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并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呐!”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并,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托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卢作李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并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复。
放下电话后,卢作革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串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李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碟”,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借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账,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采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强硬地去吞并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并民生未成,但他吞并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面八经的实业,而他一直想过过当实业家老板的痛。后来不久,孔祥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他终于用卑鄙的手段将华西兴业公司变为他的囊中之物,也算补偿了他没能吃掉民生的遗憾了。
华西兴业公司是1932年中国民族资本家胡仲实和胡叔潜兄弟合办的。这兄弟二人当时只有30几岁。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活动能量却不小。当时他们打通各种关节,以高额利润吸引四川军阀、官僚政客和金融界人物投资,一成立便有了较雄厚的资本及较高的层次。胡氏兄弟在大学都是学管理的,因为他们办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兴办实业,而当时在西南地区,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仅几年的时间,华西的业务迅速拓展,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先后在四川开办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和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十几个实业。此外他们还承包工程,先后承建了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重庆自来水厂,并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建立银行、学校和仓库等等。
当年胡氏兄弟还有一个打算,与当地驻军中最有影响的国民党21军合作,由21军和他们共同出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从而垄断华南地区的钢铁生产。后因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迁都重庆而此计划告吹。
像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效益颇丰的综合性公司,孔祥熙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久,孔祥熙就象注意民生公司一样注意到了华西公司。孔祥熙在经济上要想在西南立足,没有一两个直接控制的大型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他开始打华西主意了。
而这时的胡氏兄弟,也正在打国民政府的主意。因为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一些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便有自顾不暇之感,也不再想向华西投资。因此,华西要想发展,一是要寻找资金来源;二是要找到新的势力做靠山。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曾出了一个“扶植奖励西南实业”政策。其中有对西南地区实业在资金。原料上给予支持优惠等条款。当时胡氏兄弟想,何不利用这个政策早申请贷款,趁内迁厂立足未稳,发展华西事业。因此他们开始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并提出申请贷款和扩大华联的要求。
胡氏兄弟仍想采用过去和军阀打交道时的办法,即“借其力量谋发展,经营管理得自主”。既要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要使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他人牵制。可他们未曾料到,这次他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孔祥熙。
孔祥照得知华西申请贷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这和他主动要贷款民生却不给面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国民党政府暂迁汉口时,孔祥熙就派人到重庆摸清了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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