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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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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碚衩┒�1978年在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所说：“1949年应召回国后，老舍先生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46他在散文《由三藩市到天津》中明确表示：“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两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47作为一个“写家”，他要以写作上的脱胎换骨，来表达对新社会的热爱，甚至是报答新社会对他的接纳。此时，他的家人还远在重庆，他一人住在北京饭店一间不太大的单间。他把梳妆台当成临时写字台，“就对着那面梳妆台的大镜子，趴在过矮的台面上写起鼓词和相声来了。”481950年元旦，是老舍在新中国过的第一个元旦。他提笔下了太平歌词《过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49老舍实在是个勤苦的“写家”，据老舍日记载，在回到北京最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共写：太平歌词80行，各报；《别迷信》130行，《人民日报》；《劝北京人》（作废），140行；《生产就业》203行，《说说唱唱》；小文，《文汇》；《美国人的苦闷》，《文艺报》；《从三番到天津》，《人民文学》；《怎样改相声》，《新建设》；《写鼓词的经验》，《人民日报》；《评三打祝家庄》，《戏剧月刊》；相声《逛隆福寺》，《新戏曲》；相声《菜单子》，《说说唱唱》；相声《文章会》。”501950年6月，老舍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会员的身份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开场便真诚表达了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51正像老舍发言中所说，他在回国半年多的时间里，一面继续学习文艺创作，一面参加北京的各种文艺活动，很快并十分明确地理会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准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去服务。”52而且，这个原则无疑是文艺界团结的动力。
这个月，他为开明书店即将出版的《老舍选集》写了篇《自序》，开始对以前的写作提出自我批评，并做了“简单的自我检讨”。他说自己只是善于说故事，并非第一流的小说家。而且，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正义感被幽默冲淡了。他认为最糟的是，小说《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只所以会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是由于自己未亲身参加革命的缘故。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他还把这篇序文的产生，归功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明确的指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53像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还没解放时就开始批判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一样，老舍的自我改造也是自觉自愿的。从老舍写于1952年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得知，他刚一回到北京，最先看的一部书是《毛泽东选集》，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这篇伟大的文章”，老舍狂喜不已。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他认识到自己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混得久了，思想、生活和作品，都已经慢慢地瘫痪了。以前，在文艺与斗争当中，他能把文艺与政治截然分开，以为政治是不同于文艺的“另一回事”。而“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决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首先，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他愿把解放前写的东西只当作是“语文练习”，希望今后所写的东西，“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甩掉阻碍前进步伐的“老作家”这个包袱，“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54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自认小资产阶级自由文人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共同心声。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时，问他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他打算马上动笔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并说已约好，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55他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使他不能不动心。他自然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他感到自己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56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57之情，老舍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因为它的成功上演，1951年12月21日，老舍在授奖现场热烈的掌声中，从北京市市长彭真手里接过了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奖状。奖状的全文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当即感动地表示：“今后一定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谦逊地说：“不是人民的时代，我成不了人民艺术家。”“没有北京人民当家作主后发挥的建设祖国的热情，我写不出《龙须沟》。所以，这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属于整个北京的劳动人民的！58更为重要的是，老舍从这个荣誉中感受到，写作三十年来，他“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59史景迁认为，老舍回国前“顾虑重重”，但“他很快就转而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新要求，而且颇为成功。”《龙须沟》“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60这其实是老舍新旧两种心境对比的真实写照。
“人民艺术家”（1949—1956）（5）
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这一天，他写下了一篇决心书式的文字《写于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抒发自己那份获得了写作自由的孩子般的狂喜：“我恢复了写家的尊严，可以抬着头走路了，可以自由的走路了，我的头不再发昏。”“现在，穷人翻了身，我必须给他们写作，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呢！而且，写得不够啊；我恨自己只有一只手会写字！我也可以骂我所憎恶的人了，连反动派的义父美国流氓也可以骂了——当初，在重庆的时候，骂日本侵略者都须有个分寸啊！“从前，社会与我的中间砌着一堵高墙。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是我写作的泉源。”“两相比较，这个变动太大了，我的喜悦也就变成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催着我写作。”61“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62
老舍从心里往外爱这个新社会，他说是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使向来洁身自好、文文雅雅的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有心学习的学生。”在回国的第一年里，“社会上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是群众的力量和义愤感染了他，教他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63
没有理由说，老舍的思想检查不深刻。他认为自己以前只是“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写作。他虽然在作品中描写了他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那是因为他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情况。而且，他还曾以为革命是多事，对想象中的革命者发出过嘲笑。64他虽然没有反对过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现在我还不及时的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65
应该说，老舍还是清醒的，他认识到“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他有信心把文艺变成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他要“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他要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66
同时，老舍也是十分坦诚的。通过参加北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且，假如只是为参加学习而学习，没有为思想改造而学习的热情与决心，就得不到很多的好处。只有从思想上改造好了自己，才能搞好工作。67所以，很自然的，“解放后，我的作品（且先不管写的好坏）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68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已经开始骂国民党反动派的“义父流氓”——美国的老舍，回国以后，却一直保持着与他在美国由赛珍珠推荐的第二位版权代理人大卫·劳埃得的通信。通信的文字，比他当时写的许多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要平实朴素得多。他无需向美国人表什么忠心，只需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够了：“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他周围的亲人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69“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70他还向劳埃得表明，“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71
更值得注意和难以思议的是，老舍还致信美国作家协会的罗伯特·兰得，同意接受美国“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答应每年交纳15美元的会费。72倘若此举在1966年的“八·二三事件”中被人揭发出来，那比指控单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要大逆不道得多。“文革”时期的北京市文联在1967年编印了《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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