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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拒绝一切——只是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最后表现。因为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祸害，而是因为死是祸害与不幸的终结。他希望死，并选择与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只是因为死是唯一的（虽然只在他的观念里是唯一的）良药。可以治疗已经存在的或只是带威胁性的，难以忍受和忍耐的，与他的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769鲁迅在写于30年代的《论“人言可畏”》一文中谈到自己对自杀的态度时郑重指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确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总是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尚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试试看！770鲁迅认为：“责别人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有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771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上演以后，1988年3月19日《文艺报》发表窦晓红的文章《〈太平湖〉的遗憾》，认为苏剧除了于是之“用他的灵魂和他的形体塑造了一位老舍先生”，是失败之作，原因在于没有写出老舍的“死之必然”：“因为老舍之死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而目前剧作的解释，把他的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我死了，看你们还斗谁去？／也许这是对老舍之死的一种最浅雹最不足取的解释了。”章罗生随后于1988年4月撰文《老舍之死——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缩影》，认为“剧作不但没有把老舍之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而且写出了他的‘死之必然，’即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剧作还揭示出：老舍之死是对黑暗、愚昧的封建势力的抗争，是对国人的警醒，是他毕生探索的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深化。”772老舍与王国维死之比较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里，从社会学角度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其中利己型自杀，是由于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为逃避个人的危机或推卸个人的责任而自杀，是一种失去生活勇气的自杀；利他型自杀，是个体为团体、主义“舍生取义”的死，这种自杀又分为义务利他型、自由利他型和强烈利他型三种；动乱型自杀，是由于社会发生变动，秩序混乱，价值失落时，人们的行为缺乏规范，困惑、痛苦、绝望而自杀。773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指出：“自杀是维护人的生存尊严的一种残酷的手段，也是主体内在精神勇气的强烈释放，它可能是趋向抗争不幸命运的一种目的，也可能是生存环境逼迫就范的无可选择的行为。自杀对于崇高的心灵而言，它又可能是理想的人格实现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气节的折射，也可能是一种理想破灭、信仰迷失、生存价值跌落所招致的无可奈何的结果。”774他把迪尔凯姆的三种自杀类型，简约而明确地分为勇敢性自杀和怯懦性自杀，也即积极性自杀和消极性自杀两种。他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只有勇者才能执行自杀。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以自杀作为生命的终极价值实现的诗人，他在《离骚》中歌咏自杀，赞美自杀，把自杀视为一种追求理想反抗现实的勇敢的精神实践的形式。而诗人自己也正如其艺术文本里所描述的，“颜色憔悴，形容槁枯，行吟泽畔。”在绵绵幽思的孤独心境里自沉汨罗，以自杀表露忧民爱国、不徙故土的深厚情感，实现了生命的最高目的。775颜翔林同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不全然是勇敢者的意志和行为，尽管就自杀这一自我强暴终止生命的形式而言，它可以贴上“勇敢”的标签，然而从某些自杀者的动机、目的以及主客观原因来审视，在分析各自的心态、行为以及艺术文本的具体描绘，我们就会发现某些自杀者心理是怯懦的，迫于无可奈何的情境而以胆小恐惧的畏死形象来自杀。他引用了康德对此问题的深思：“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提，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他干这事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就显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于忍受那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了耐心，那么这就是一种沮丧了。当一个人不再能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着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但如果他即使害怕死亡，却总是不能终止去热爱任何一种条件下的生命，从而必先由畏怯而产生一种心灵的纷乱，这样才跨出自杀这一步，那么他是因怯懦而死的。”776戚真赫富有真知灼见而又流畅严谨的学术论文《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带给我深刻的启迪，我忽然觉得，虽然都是投水而死，但比起远古的屈原，近现代的老舍之死与王国维之死更具有可比性。而且，若要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里只找出两例因自杀而引起的巨大的反响、持久的探讨和争议，以及在思想史上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也非王国维与老舍之死莫属。
　　第一，在自杀方式上，都是“与屈原同例”。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是1966年8月24日（一说25日），于太平湖投水自尽，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两人都死得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777据王国维的学生和亲友回忆，自杀前几日，他在与人谈话时，虽流露出对时局的悲观，但神态与行为并未有异于常日，“没有丝毫激烈变异的表现。”778“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如等不能难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按：指陈寅恪及吴宓二先生），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从王国维临死前一日即已草就此遗书，自杀当天上午还与人谈及下学期招生的事，“神色无异，足见其态度之从容与死志之坚决，而遗书则寥寥数语，不为任何修饰解说之辞，其品格风度可想。”779而据老舍的家人回忆，他在离开家前往太平湖之前，也是平静地与小孙女告别，衣着整齐，拄着拐杖，手里拿着《毛主席诗词》，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第三，“王国维自沉后，对其死因的探讨一直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已经形成的较为经典的版本主要有四个：一般的晚清遗老和罗振玉等人的“殉清”、“尸谏”说；以民国圈学者为主的“悲观哀时说”，也即是恐惧北伐军将进军至北京所致；许多反对“殉清”说的人猜测的“罗振玉逼债说”；以梁启超、陈寅恽浦江清为主要代表的“殉文化说”。780还有的人把王国维之死归于共产党对文人的迫害。781

　　太平湖的余韵（5）

　　叶嘉莹则持“性格与时代悲剧说”。她认为，“知”与“情”兼胜的性格，一方面成就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同时，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却造成了他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最后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国维“忧郁悲观”的天性，使他在追究人生终极问题时，深感人世间除了充满生存意志的欲望以外，罪恶与痛苦是“全然没有救赎之望的。”最后陷于“人生全无救赎的绝望之感。”这可能是造成他自杀的潜在因素。而影响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及造成自杀的另一重大因素在于，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与复杂的环境中，王国维“一意所追求之个人的理想，既与各方面全然不能相属，且全然不为任何一方所谅，遂终于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理想中之最后一点清白。”782简言之，撇开可能的诸多原因，不论是与罗振玉交恶，还是要以身殉清，王国维最后投昆明湖这一举，无疑是性格与时代环境使然。老舍也是如此，正像以前已经分析过的，不论事先有什么错综复杂的原因，事后把他的死之类型，无论是归于“抗争”，“绝望”，还是“脆弱”，投入太平湖完全是老舍内在的精神性格与外在的“文革”时代环境造成的。
　　第四，像在王国维死后，对其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一样，对于老舍之死同样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立尝态度，作出不同的猜测或推论，两者呈现出完全一致的“罗生门”模式——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森林中，为了要查明这一案件，询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种供述则又都并不完全可信，那便因为每个有关人物都莫不想要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的原故。叶嘉莹认为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纭歧义的说法，是由于“各种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别有用心的人们，便不惜各自矫枉其辞，既为自己做辩护，并借之以攻讦他人。而另外一些与静安先生较为接近的人，则也因为有鉴于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不欲有所牵涉，随有意避开重点不谈，而但发一些含混隐约之说。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们则只有人云亦云的随别人的说法而妄加猜测了。以静安先生之清白自持，不愿有丝毫玷污的品格和操守，而竟于身后被别人以世俗政党之私见而妄加诬枉和猜测，这实在乃是极可痛心的一件事。”783老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性质的只言片语，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是否留了遗言的蛛丝马迹，关于他的死因更是留下了文学想象及将其死亡进行艺术审美的空间，只有消失了的太平湖静静地接纳了历史记忆的一切。老舍之死像王国维之死一样，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完全解开的谜，是一块评说不尽的“无字碑”。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老舍之投太平湖，正如王国维之投昆明湖，皆因“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人格“之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也一如王国维，“乃是性格与时代所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784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世变”与“再辱”，也是有多种解释。“世变”而非“事变”，说明并非是某一单一的、‘细微的“事变”，而是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政治变迁而形成的“世变”；“再辱”意为在此之前，曾有过“受辱”，忍了一次、两次，还是多次，谁也解释不清楚。总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人事变故、社会动荡、世事变迁，对王国维来说，再在这样的‘世’中生活下去即是一种屈辱；进一步而言，‘义无再辱’，对王国维‘全而粹’的人格而言，这种动荡中的活着——在世——就是一种侮辱，在‘世’中，王国维从未找到和达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