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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就会更幸福。”“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的，拆不散的。”961因而，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革命”过的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类似于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是一种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士兵要绝对服从总司令，总司令什么荒唐的话他都要听。法捷耶夫曾经亲口告诉过爱伦堡：“我一辈子只爱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我一辈子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962在中国文人当中，与法捷耶夫最具可比性其实不仅仅是周扬，只因为“他的仕途”在“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963这上面，更像法捷耶夫而已。
　　拿前苏联来说，它的作家“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起，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964而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人格。前苏联动不动就枪毙，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蓝英年对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受批判记忆犹新，当时他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团干部，老师上课时，拿着《联共（布）党史》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记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他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结果就因此被批判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反思过去，“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965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还“总是强调自己受难的一面，回忆文章中自悯自怜有余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不足。受害者并不等于正义者。承认自己做过错事、走过弯路和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做错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后者是欠缺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群中思想最敏锐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受教育人数有限的国度中。如果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不能一针见血，怎么能使一个民族有清醒的反思呢？”966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不文过饰非的知识分子。正如季羡林在晚年所坦白承认的：1949年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967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去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2）

　　1949年以后，背负“原罪”精神十字架的知识分子可谓多矣。以巴金为例，他答应报刊的约稿，写了《评〈不夜城〉》，批判老友柯灵；“批胡风”时，他曾登台，违心地发言，揭露胡风的罪恶。他为此在晚年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忏悔：“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作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反右”时，不管是否想得通冯雪峰怎么突然成了“右派”，还是上台与靳以联袂做了批判发言。他痛心疾首地反思：“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喊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文革”期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968
　　像曹禺，每每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参加批判大会，积极发言，写过大批评文章，心情就无比沉重，感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969
　　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970
　　由鲁迅的话回眸20世纪，具有“特立独行”鲁迅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少之又少。有“外圆内方”的品性已是可贵可敬。而多如过江之鲫的还是“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971
　　但无论如何，肯于、敢于和勇于忏悔的知识分子，是值得后人和历史尊重的。像写出了《思痛录》的韦君宜，她那痛定思痛的文字，仿佛是从心底流出来的血。她真诚地忏悔：“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明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埃’”972
　　可怕的是，从这种忏悔的反思，同时又可以窥视出知识分子在运动当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韦君宜描述到，由于邵荃麟力保，黄秋耘没有被划为右派，背负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是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右派。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的‘平衡’决定的。……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满腹牢骚，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973
　　韦君宜还“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化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974
　　韦君宜还特别提到周扬。以“反右”为例，那时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边指挥”，“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周扬被“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975
　　所以，晚年周扬也是忏悔的。他终于能像鲁迅所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76是啊，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该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后的闻一多，深刻地自醒：“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977
　　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历史”的细节。周汝昌记得1954年冬天，“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邓拓派秘书将他约至《人民日报》社“接见”。“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接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写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时“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可“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的周汝昌，写出了“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为到了事隔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文联举办一次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会后，“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