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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贯彻和尊重。”

　　　　在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南洋联邦相继承认越南王国，南方阵线遭到严厉打击的时候，北越终于由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提出了抗议，并向国际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但在与南方阵线的联络全部中断，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的前提下，这份抗议显得很模糊，而且由武元甲提出，就更耐心寻味了。

　　　　当然，北越方面并不只是提出抗议这么简单，在黎笋的推动下，北越开始召集那些《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作为合法移民转向北方的南方抗法游击队干部，并对他们加以训练和组织，准备让他们秘密返回南方开展斗争。同时，南方局在北越被重新建立起来，由老资格的南方干部黎德寿主持。

　　　　但随着“凌晨”行动的继续进行，越南王国的政府军在联合空军的强力支援下正在不断取得战果，城市的搜捕行动也大获成功，缺乏了南方人员的情报和接应，北越计划中的重新的潜入和渗透将变得困难重重。

　　　　越南王国政府对北越的抗议不屑一顾，以国家内政为名，继续对南方解放阵线实行全方位的打击。“凌晨”行动从南到北，逐步深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才宣告结束。此次军事行动使南方解放阵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阵亡达四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捕一万二百六十五人，各地的分部几乎全被拔除，人员损失殆尽。

　　　　随着大规模军事打击的结束，“日出”行动再度展开，旨在巩固新控制的村庄，并对逃脱流窜的残余分子继续穷追猛打，战斗的规模有所减小，但频率却很高，而且辅以大量的保安队、民卫队的配合。

　　　　游击战离开了民众的支持，便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只能苟延残喘，坐等灭亡。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日出”行动的主要任务便是消除解放阵线武装力量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社会基础。

　　　　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战略村”相比，“日出”行动对于剥离游击武装与民众的联系，采取的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变通措施。即将解放阵线曾经控制的村子的村民，或曾是其活跃的地区的居民完全迁离，分散安置在远离此地的村镇之中，原来的村子则全由陌生的新住户填充。经过这样的置换，那些漏网的伪装成村民的游击成员离开了家园和土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既不能支援游击队，也不能参加游击队，还害怕陌生的监视的眼睛，便基本上成了寄生性的战争旁观者；而被打散流窜的游击队员也将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因为不熟悉这些新村民的情况，又担心被告密抓捕，自然不能象以前那样开展工作。其兵源财源必然短缺，征兵征税自然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将给残存的解放阵线力量的士气带来不利影响。

　　　　基层政权被政府夺到手中，可以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和“以工代赈”，援助物资也能发放到位。这将大大缓解由于解放阵线的宣传而造成的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情绪。深究历史上越南农民支援战争的动力，除了民族气节外，还有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为了将来能过好日子等因素，为此他们愿意付出牺牲的代价。而一面是高压打击，一面是怀柔改善，这会改变了大部份农民的心理。在要求分得土地改善生活、要求生存安全的愿望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于要冒着死亡的危险的所谓“**”，自然会被看得很轻很淡。

　　　　分划土地、村民选举、架桥铺路、建立民卫队、设立警察所……一系列的动作在“日出”行动中被一一落实，如果前期行动是以军事为主，那么现在的行动便是以军事为辅了。越南南方的回旋余地很小，南洋联邦和美国组成的联合空军，以及越南王国政府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让南方变得天旱水浅，解放阵线的灭亡便指日可待。除非象历史上那样，完全靠北方向南方的人员和物资输送来进行战斗。

　　　　第二百一十七章破敌的手段

　　　　第二百一十七章破敌的手段

　第二百一十八章中国的态度

　　　　

　　　　第二百一十八章中国的态度

　　　　越南王国已经宣布正式建国，并向联合国申请入联。不管需要多长能够入联成功，也不管中间还有样的波折和坎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承认了越南王国，而以南洋联邦为首的亚洲共同体国家也承认了越南王国的事实存在，并且决定接受越南王国的申请，将其纳入亚洲共同体。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证明越南王国在国际上并不孤立，其背后的势力将使北越感到不安。要么接受南北越分治的事实，要么继续叫嚣并准备统一，结果如何，确实需要北越政府和领导人谨慎考虑。

　　　　显然，象黎笋这样强悍、固执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没有现实意义，他们成年后就一直在为胜利而战，起先是对付法国人，现在要对付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国家联盟，在他们眼里，好象区别不大。正如他在随后召开的越共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交的南方**纲领的提议中所说我们并不想流血，但是，如果需要牺牲几百万战士，如果需要多少年抗战以便促成越南的统一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坚决牺牲的。因为，我们可以确信，不管怎样，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黎笋刚刚接替长征任代理总书记，作为一个从南方调来的干部，他还没有巩固的权力，也必须与在政治局中占多数的北部干部搞好关系。所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越共中央决事实上不讨论南方的局势，只集中讨论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三年计划，以便挽回南越在宣传上对北越经济发展的指责和批评，以及“土地改革”失误所造成了不利影响。国会与政治局随后通过了此计划。然而，黎笋也不是全无所获，越南中央军委决定成立“559部队”，又称“长山部队”，建设并开辟一条向南方运输的秘密补给线，以备不时之需。

　　　　而越共的同盟者和支持者——苏联，正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南越宣布独立建国后，希望河内不要再次挑起战争，并与北京一起，劝喻越共为避免战争，与南越政府和平解决权力问题而重开日内瓦会议。面对南越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苏联希望北越也提出申请，以便与南越入联问题进行一揽子解决，并表示将在联合国予以支持。

　　　　南越政府尽管对解放阵线痛下杀手，但在舆论上却并未放弃呼吁和平统一国家。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越南王国首相潘少诞给北方政权写了一封信，建议“双方负责当局早日会晤，讨论双方共同裁减军队人数，寻求互通贸易的办法，并欢迎两个国家的人民互派参观团，自由来往，互相学习进步，以便使越南人民能够早日享有幸福安乐的生活。希望两国政府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以消除目前局势中的一些危险的不正常状态和消除南北之间目前在贸易、交通和文化方面的障碍……”

　　　　积极而自信的外交政策，开放而自由的社会环境，潘光诞政府努力给国际社会营造出这样一个形象，并且获得了不的效果。先合法合理地狠狠给你一棒子，再表示出善意，捋捋你的毛，用言语挤兑你，逼着你表态。

　　　　信中不光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还给北越出了个难题。那就是越南王国政府愿意与解放阵线达成停火，并给予解放阵线的成员以赦免。但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越南南方解放阵线要放弃武力推翻现政权的宗旨，其成员要公开身份，公开发表用和平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宣言。或者南方解放阵线向政府投诚，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将他们遣送回北方。

　　　　这是一个看似宽容却暗含指责的建议，如果北越政府同意，则表明南方解放阵线是在的指挥和控制之下，一切反南越政府的行动都是北越政府蓄意策划的，这将使北越政府在国际舆论上陷于被动。

　　　　北越政府经过商议，由胡志明给潘光诞写了回信，对潘光诞信中的提议不予回应，而是指责南越政府单方面宣布建国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信中只是用拐弯抹角的理由来掩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洋联邦对越南南方的干涉，以图转移国内外舆论的方向，规避双方间的协商。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干涉和挑战政策，不仅分裂了越南，把南越变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而且威胁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信中还指出，南越当局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们是美国的附庸。如果不赶快放弃这种政策，他们就会象的那些傀儡政权一样，无法逃脱惨重失败的命运。

　　　　口水战无益于解决问题，南越、北越的命运现在并不取决于。南越背后是美国、南洋联邦等国在支持；北越则是依靠苏联、中国的撑腰。最后的地位问题完全取决了双方背后势力的权衡和交易。

　　　　赫鲁晓夫正乐此不疲地推销和展示的“三和”路线，南北越分治只是一个试验，接下来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两德分治。美国现在也无意开战，支持一个越南友好的非**政府，并帮助它减少和最后根除**的颠覆活动和影响，并帮助越南政府建立维持内部安全所必要的部队才是他们现在的目的。

　　　　显然，美苏会为南北越的问题进行一系列商讨，并在看似互相妥协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就如同南北朝鲜一样，在越南形成一个分立的局面是两方都能认可的。

　　　　而北越的另一个强大后盾是中国，如果中国也同意这个分治的方案，并且断绝对北越发动战争的支援，那越南战争就可能会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因为没有朝鲜战争的损失和拖累，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因为没有朝鲜战争的表现，苏联的援助力度和信任程度也无法与历史上相比。苏联要始终在**阵营中充当老大，就不可能不顾忌中国这个资源人口大国的崛起。而南洋联邦与中国的关系自对日和会之后便基本维持原状，即不过分亲密，也不过分疏远。虽然民间经济交往似乎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但南洋联邦对于中国始终不远不近。中国也在对日和会期间了双方分歧所在，了南洋联邦的顾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和解精神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的奔走斡旋，也体现同了中国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想法。

　　　　就国际局势而言，朝鲜战争的戛然而止，使远东一个牵涉方多国利益的热点问题暂时降温。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赫鲁晓夫继任后采取的对外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方关系的缓和。这些都为各国，特别是中国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ZD在政治局扩大会义上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

　　　　而随着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按照建国之初确立的三大外交原则的顺序推进，中国的外交活动逐渐进入“打扫干净屋子”之后的“请客”阶段。这一段，中国利用日内瓦会议之后的中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