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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课令人愉悦。当低气压盘旋在我们头上而乌云密布，他的课在枯燥焦虑的气氛中爬行，时不时被不可避免的暴怒打断。　
　　在人的分类中，很难想象除了当老师他还适合干别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想象拉丁文老师以外的行当。　
　　在学校的倒数第二年，我自己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同时，我迷上了古老的诗歌。拉丁课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卡塔拉斯（Catullus）与贺拉斯（Horace）的诗歌。我学到了很多。通过形式，某些东西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毛毛虫的腿消失了，展开翅膀。人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唉，布克恩永远不会想到我怎么被那些古典的诗章所俘虏。对他来说，我只是个蔫淘的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费解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在1948年秋天。他看到我的努力，连同对大写和标点符号的一概回避。他对此义愤填膺。我被看成是野蛮浪潮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对贺拉斯肯定是彻底免疫的。　
　　在一堂课上，当我们穿过和十三世纪生活有关的一段中世纪拉丁文后，他对我的印象更糟了。那是个阴天；布克恩在受罪，某种愤怒蓄积待发。他突然抛出问题，我回答了。那是我想缓解那压抑气氛的一种条件反射。布克恩大怒，并不止于此，他甚至在期末给予我“警告”。那是写给家里的简短评语，以示该学生在拉丁课上的疏忽。由于我的作业分数都很高，这一“警告”只能假定针对的是一般性行为，而非拉丁课的表现。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关系有所好转。那时我在通过令人兴奋的考试。　
　　就在那时，贺拉斯的两种诗歌形式，开始找到进入我写作的途径。而我不知道布克恩对此是否在行。古典格律——我是怎么用上它们的？一念之差。我认为贺拉斯是当代的。如此纯真才变得老练。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五　
　　　
　　对一封信的回答　
　　　
　　在底层抽屉我发现一封二十六年前收到的信。一封惊慌中写成的信，它再次出现仍在喘息。　
　　一所房子有五扇窗户：日光在其中四扇闪耀，清澈而宁静。第五扇面对黑暗天空、雷电和暴风雨。我站在第五扇窗户前。这封信。　
　　有时一道深渊隔开星期二和星期三，而二十六年会转瞬即逝。时间不是直线，它甚于迷宫，如果紧贴墙上的某个地方，你会听到匆忙的脚步和语音，你会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边走过。　
　　那封信有过回答吗？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海无边的门槛在漂荡。心脏一秒一秒地跳跃，好像八月之夜潮湿草地上的蟾蜍。　
　　那些未曾回答的信聚拢，如同卷层云预示着坏天气。它们遮暗了阳光。有一天我将回答。在死去的一天我最终会集中思想。或至少远离这儿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在125街，垃圾在风中飞舞。我喜欢闲逛，消失在人群中，一个大写T在浩瀚的文本中。（北岛译）　

　

签证记
姜　丰　


　　一　
　　　
　　在国外念书，签证是件大事。个中甘苦难易，也都因人而异了。　
　　2001年，我来英国之前的签证，倒是没怎么用自己操心。当时是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通常是由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一送到英国使馆签证，极少有被拒签的，通常也不需要面签。偏偏行期将至，签证迟迟不见下来，我被通知需要面签。　
　　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签证其实还算是轻松的。当时心里还抱怨为签证耗了整整半天，电视台离公主坟不远，差不多靠着西三环，我要穿过整个长安街，到嘉里中心的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路上塞车是不用说的了。可是毕竟还在同一个城市，北京还是轻车熟路，比起后来天不亮爬起来坐火车去伦敦，为签证披星戴月、忍饥受冻，实在是好太多了。按照预约的时间到那里，经过安检就在大厅坐等，如果带了本好看的书报杂志，倒也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签证很顺利，签证官笑言，之所以要我来面签，是因为看我的申请材料知道我是CCTV的主持人，他们想看看“名人”。几分钟的面谈说的都是我的节目。出于职业习惯，我又推销了一番《文化视点》。　
　　一年后，结束了作为访问学者的进修，在英国居留的签证自然也到期了。我再次申请英国签证，是作为自费留学生。这种情况我通常应该回北京的英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或者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因为录取信、学院信、银行证明等必需文件都齐全有效，我便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在希思罗机场落地签证。但是没人能说得清楚落地签证的把握有多大，通常即使允许进关，给与的居留时间也很短，那就还得再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幸运的是，在机场人英国海关的时候，我拿到了能够拿到的最长时间的签证，到2003年10月底，我的硕土学位课程结束的时候。　
　　尽管如此，在英国的两年里，还是没少为申请签证费神——当然都不是申请英国签证，而是为了旅游，申请别的国家的签证。外国学生呆在英国，最可能用到的就是申根（Shengen）签证。申根原本是一个小镇，1995年七个西欧国家签署互免边防检查的协议，迄今为止，已经有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十五个欧洲国家加入申根协议。一方面，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是欧洲最热门的旅游国家，像法国、意大利等等；另一方面，一个签件可以进出这么多国家，也省了很多麻烦。不说其他的便利和利益，单单是吸引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业这一点，申根协议也说得上功不可没。　
　　我的第一次申根是我刚到英国还不到两周的时候申请的。刚到英国时，作为访问学者，并没有直接的课业压力，我在时差倒过来以后立下两个雄心壮志：一个是吃遍剑桥大学三十一个学院的Formal　Hall，一个是遍游欧洲。幸运的是，到剑桥后很快结识了一小撮同好此道的朋友，这为日后志向的付诸实现打下必备的基础。抵英的第十天，便斗志昂扬地纠集了另外两男一女同游法国南部城市尼斯（Nice）。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签证。Gloria已经有签证，我便和另外两个男孩——一个是经济学博土生Tom，一个是管理学博士生Sandy，结伴去伦敦的法国使馆。因为地处高纬度的缘故，英国的冬天昼短夜长，早上十点天刚亮，下午三点就擦黑，还总是凄风苦雨，这样的天气对于我这样一向喜欢窝在暖暖和和的家的人，倒也不是坏事——外面天总是又黑又冷，给自己睡懒觉找到极好的借口——好不容易下了个大决心要背上书包出去念书，可看看外面的天，也就没有了出去的勇气。　
　　可是申请签证可容不得你睡懒觉。Tom决定，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要坐头一班火车，凌晨三点起床！简直就是刚睡下，被窝还没有焐热。Tom仁慈地叫好出租车，绕路来接上我一起去火车站——后来彼此熟悉成为死党以后，我多次批评他这种不经济的做法——应该我叫车去接上他是最顺路、当然也最经济的做法。Tom是个厚道人，只是笑而不语，想来是心里说，那还不是因为我懵懵懂懂，不辨方向，属于生活半不能自理那类，他才不得已而为之？事实证明了Tom的决定完全是判断失误，我们急三火四地赶到火车站时，候车室根本就还没开门。不过，那时大家刚认识不久，互相都很客气很给面子，很互相取悦，以至于我在小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还假装特别兴趣的样子听天文爱好者Tom大谈星象，其实我对北斗七星在哪里都弄不清楚。　
　　上了火车，Sandy就开始打呼，我和Tom认为这是因为他年纪最小，所以总睡不够。没想到的是Tom还带了军棋，并且有木质的棋盘。我以前在CCTV时，常和我当时的副导演嘉露到楼下的饭馆吃饭，等菜的时候就杀上一盘。廉价的塑料军棋和五块钱一个肉末豆角的小饭馆特和谐。而且我们都拒绝动脑筋，就是单纯地热爱着单纯的游戏：工兵碰上地雷就兴高采烈，司令撞上炸弹就痛不欲生。Tom果然不同嘉露之辈，每走一步棋都很是深思熟虑的样子，我心下既是很不以为然，也不很耐烦，但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智力的爱好，便也少有地万分投入地应对。结果是，晃晃荡荡的火车停靠了一站又一站，很快到了终点站伦敦King’s　Cross，我和Tom沉浸在厮杀中，根本就浑然不觉，直到返回剑桥的旅客已经上车，大梦初醒的Sandy惊觉不妙，大喊一声“到了”！我们匆匆忙忙卷起军棋夺门而下，脚跟还没站稳，火车就动了。Sandy自然是严厉地批评Tom——他跟我毕竟还不太熟，另外我既是女士，又虚长几岁，Sandy自然不好意思直接说我。Tom除了表示万分惭愧也没什么好说的，既然Sandy睡着了，我又初来乍到，责任自然完全在Tom。　
　　根据规定，在几个申根国家旅行，应该在第一站的国家或者停留时间最久的国家大使馆申请签证。伦敦的法国大使馆门前永远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方面是到法国的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很多到其他申根国家旅行的人也选择在法国使馆签证，因为法国的签证可以当天拿到。为这个签证，先要坐出租车到剑桥火车站，然后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到伦敦King’s　Cross，再换乘地铁Piccadilly线到South　Kensington，典型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使馆的门还没开，签证的队伍已经排得转过街角。　
　　那是一月份，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只能继续在小寒风中冻着，同时懊恼着为了上伦敦臭美而穿了裙子。其实三个人都是饥寒交迫。我们决定派人去买点早点。把我一个人派去买东西让人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他俩又于心不忍，结果是我和Tom去买东西，Sandy留守。　
　　法国使馆斜对面不远的一家小咖啡店门面不大，装修风格也平平，但生意很是红火，想来是不少来法国使馆办事的人就近光顾吧。终于进到一个暖和的空间，和Tom小坐喝了杯咖啡，想到Sandy还在寒风中翘首以待，赶紧带上热乎乎的甜点和咖啡往回赶。　
　　快中午时分，总算排进了使馆，松了口气。因为使馆虽是全日办公，但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就不再放人进去，如果十二点还没有排进去，就不得不下次再来。假如起了大早，晚集也没赶上，还白白搭上每人二十五镑的盘缠，那才气煞人！进了使馆里，依然是等。直到中午，才总算拿到签证。我因为是第一次申请申根签证，只拿到为期两周、一次进出的签证，而已经在英国两年、之前又在美国念书工作的Tom则是三个月的多次进出。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伦敦。从使馆出来搭地铁去St．James公园，还没有走上两百米，Tom就把我刚买的八千多块钱的数码相机不小心摔在地上。Tom万分抱歉，口口声声要再买一个新的赔给我。虽然也挺心疼，也只好假装大方安慰Tom。好在相机虽然磕得伤痕累累，但还是能用，后来陪伴我在欧洲的无数旅行，一直到现在。也许是作为补偿，Tom和Sandy义无反顾地陪我伦敦一日游。Gloria和Charles也从剑桥过来，大家齐聚中国城，饱吃一顿。Tom和Sandy回剑桥，我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