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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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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之时。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毛泽东在此前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轴心”指轴心国。“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故史称“轴心国”。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需沿滇缅公路源源运往重庆。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会。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见蒋。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2
毛泽东要“称病”，称什么病呢？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不错，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泽东没有去武汉，称的是牙病；这一回，毛泽东则称感冒——虽说时值盛暑，似乎不大会感冒。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据云，这份电报是康生所拟，经毛泽东同意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意思告诉蒋介石侍从室，让其转告蒋介石。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以为蒋介石已经“三请”，此次还是以一见为好。何况当时蒋介石“看不出有何恶意”。于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是否见蒋，中共中央还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仍以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张学良第二”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不久前的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当天致电毛泽东：“最好林或朱先打开局面，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毛泽东阅周恩来电报，还是以为以见蒋为好，“有益无害”。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九月五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八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和伍云甫、周励武一起，离开延安，乘卡车前往西安。天有不测之风云。那卡车在山道上颠簸，出了故障。当林彪来到西安之时，已是十七日傍晚五时，蒋介石已离去……
经毛泽东同意，林彪前往重庆，会晤蒋介石。于是，也就开始了“蒋介石—周恩来、林彪重庆谈判”。林彪乃一员武将，且性格内向，不擅言谈，不擅外交。何况那时林彪只是一位师长，人称“林师长”，跟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地位相差悬殊。毛泽东怎么会派林彪作为谈判代表呢？
毛泽东精于用人之道。他派出林彪，原因有二：其一，林彪乃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与蒋介石有着师生之谊，说得上话；其二，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名震中国，有着“抗日名将”之誉，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受人敬重。
那时，林彪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林彪在苏联养伤，一住便是三年多……
林彪受伤，事出偶然。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山西隰县北面，林彪正带着战士在对日军进行侦察。为了便于接近日军阵地，林彪和战士们全穿上了日军的军服——反正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一大批日军军服，有的是！林彪一副日军军官打扮，腰挎日本指挥刀，骑着大洋马，神气活现。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把他们真的当成了日军！一阵枪响之后，才知是误会，却为时已晚，林彪已倒在血泊里！
林彪的伤势颇重，子弹从右胁进，右背出，肺及脊骨严重受伤。毛泽东闻讯，急派医生从延安赶去，护送林彪回到延安。半年之后，又送林彪去苏联医治。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彪才从苏联回到兰州，转往延安……林彪奉毛泽东之命来到重庆时，已是十月七日。毛泽东为林彪制定的与蒋介石的谈判方针是“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
在重庆上清寺曾家岩，那里有座求精中学。中学隔壁有一幢灰砖二层小楼，名曰“桂园”。那里是张治中的私宅。在重庆的军政要人之中，这样的住宅算是中等的。十月十三日午后，蒋介石忽地光临张宅。当蒋介石步入会客室时，除了主人张治中之外，两位浓眉客人已在那里等候。内中浓眉舒展者乃周恩来，另一位八字浓眉者乃林彪。
蒋介石选择了张治中的家作为会谈地点，并选定张治中为谈判代表，是因为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时，与周恩来有着深谊，又是林彪的老师。
林彪见了蒋介石，口称“校长”，表明他不忘当年黄埔军校师生情。林彪首先向蒋介石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林彪说，毛泽东很希望一晤蒋介石，只是不巧他“适患伤风未来”。蒋介石当即表示对毛泽东“病情”的关心，并托林彪代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如此这般，在“转达”之中，结束了寒暄。
紧接着，谈话进入了主题。林彪在表示了中共拥护蒋介石为民族领袖之后，便谈及中共中央关于“三停”、“三发”、“两编”的意见。“三停”，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三发”，即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即发人），发饷，发弹；“两编”，即允许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听罢，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对团结统一是有诚意的，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统一政令下工作。国内政治问题，我希望整体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也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会为此努力。我会奉行公道原则，不会让你们吃亏，这点可放心。”
蒋介石还就国共关系说道：“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有许多的人才，国家也爱惜人才，并一视同仁。过去合作革命五年，不料十年内战，时光白白过去了，这是教训，若国共问题解决，国家必能一日千里。”林彪见蒋介石说得如此慷慨，便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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