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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5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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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现在好像不学好莱坞,弄它几千万宣,就不是卖电影呢。
王朔:投入三百万危险不危险?一样危险。口碑极好,一千万票房,到头了。《疯狂的石头》也就是一千来万。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账也是个问题。中间还有税收等好多问题,你最后拿回来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几,好多时候,钱没回来,公司已经散了。
当然卖DVD,卖电影频道,也是一笔收入。DVD一般四五十万算高的,还在不断往下滑,电影频道一百万上下。如果你有版权的话,还会有长期效益,国外电视台,上星节目偶尔会来买你的播映权,跟其他中国电影打捆买,好的一两万美金,少的比一台电视钱多点。
那就二百万吧。那您就不能搭景了。您也用不起腕儿。因为电视剧,现在最骇的腕能给到一集二十万吧。一线小腕儿十万八万都能给到……但,那个,你拍电影就不可能啦。除非这位腕儿商业够了,会演个话剧呀,艺术电影呀过过瘾。
孙甘露:好多艺术门类在今天还活着,是因为是等而下之的啊?
王朔:但是你不能指望这个呀。这个戏一开始也想过葛优,但后来就觉得,与其那样不如做到极致。何必呢?而且小电影就不适合明星,它和商业电影要求不一样,越陌生越好。
再比如说,你可以找一家赞助,赞助你机器,赞助你胶片,赞助你洗印,甚至,你把音乐版权预先卖了,都找实景拍。实景也只能在屋里不能上街。上街就要给警察钱。组织群众场面要给群众演员钱,还得管饭,少一顿不行!……这样一路盘算下来,还不如就一场景,还不如就俩人。而且也有《爱在日落前》和《爱在日出前》那两个片子,人家两人聊得挺好呀,其实就看你聊得有意思没意思。
它当然就不是一般电影。你再会聊,聊得特别有意思,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热闹么,大家都能站着看会儿。聊天,那就得跟朋友一起聊。所以,小成本电影注定是针对特定观众的。
成本降到一百万,老实讲可以不上电影院。因为电影频道给你吃进去了。它可以拿一百万买你。而且你要一面对大众,就有一严重后果。因为那种所谓的商业包装,是不分对象,不分好歹的狂轰滥炸,可能把很多完全不适合看这电影的人都给轰进去了。人花八十元进来,看了半天两人聊天,那他看电视剧,看访谈节目好了。我看你聊会几天,不好我就换台,他有选择性。但电影院是个强迫集中行为,而且我是被你蒙进来的,出来肯定不爽。
孙甘露:这些事儿听着多像相声,侯宝林拿去直接用都不带编的。
王朔:《梦想》这个戏,最后硬着头皮上院线的原因是拉来商务了。商务赞助要求你必须在电影院放映多少场。
孙甘露:电影里就俩人说话确实是件怪诞的事儿……
王朔:甭拿观众说事,谁不是观众啊?现在没有谁在为大多数人拍戏,也不可能,永远——只能是少数人为少数人。
戏里两个角色,一个女演员一个男导演,我当然也有目的。投机心理,我承认。一男一女大夜里聊天,聊什么哪?很多人都奔那儿想去了——但是,正常一个组,导演演员夜里不睡一般还是想工作。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还是怎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表达有先天的局限,语言它本身是一个不能完全表达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陈村说过,最好的小说是脑子里想的那个。你就得面临一个表达减分的过程。其实拍电影,就是一个不断减分的过程,从最初的想法开始。
孙甘露:老话说,最好是好的敌人,求极致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
王朔: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经常聊的,最狠的评价就是:您没有自己。那我觉得在这个戏里,这两个人是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合作又怀疑的关系。其实演员和导演,包括制片人,包括组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孙甘露:就像卡夫卡说的,我写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应该想的,直至我的内心深处。
王朔: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认为,没有谁有能力把自己表达准确,还能完好无损地传达出去,使对方一点不误会。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冲上来强烈夸你的全是前门楼子。你说这叫误解,最大的误解往往来自于拥鳖、饭厮。
孙甘露:有人,只要是赞扬,误解也行。是不是有这么着的?
王朔:再恶毒的谩骂,你说他面目可憎吧,也有好的地方,决不让你产生丝毫误会,表达绝对清楚,就是骂你了。要说什么时候人表达无障碍,就是骂人的时候。绝对无障碍的自由表达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所以,什么事光聊,到最后不可能有结果。
我这剧本,老实说,就对话而言,密度差不多二万五千字就够了。后来拍了二分之一。这个写冒了,好多话本来说完了又冒出来一小尾巴,该打住了,还有一串串话手拉手往外呲。这个其实让我有极大的愉悦,这个愉悦就是终于无节制一把。其实是跟自个儿乱聊,聊得倍儿高兴。(大笑)
孙甘露:写高兴了。
王朔:写高兴了。真要把话说尽了挺难的。不是回回都能赶上,过去我挺装的,好耍那意犹未尽、话里有话的范儿,推崇节制——其实日后,完全可以多场景再拍一次。我是准备,将来没得玩的时候,重拍一次。从容点。毕竟这个戏太自我了,别人的处理上,有一定障碍。
孙甘露:徐静蕾也说你来导来演也挺好。
王朔:我不行,我这人脑子想的和嘴说出来的不一样。当着一堆不熟的人,一帮现场人员面前,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说不着,我说得着么,我?那咱就别费功夫聊这事了。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我去过一次什么大学年轻不自重的时候,刚上台我就觉得自己正一脸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
我最流畅最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儿的时候。天生写东西的胚子。过去,有一阵,1991年以前,我拿写作提升社会等级,这么残酷的社会,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须往上,蹲到一个至少不挨欺负的位置。我不是说我上去要干吗,我信这句话:贫穷即罪恶。也不能最后被日常中的那种可怕摧残了,自信全磨灭了。那后来,我感觉挣钱和写作这俩事缠在一块了,也挺拧巴的。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就觉得是一饭碗。天天写作就等于天天闷家里做饭,我能觉得有意思么?所以1991年以后我决定不写了,出去玩几年。
我现在等于是,把这俩事分开了。写东西就是纯粹爱好,挣钱就是电影了。电影最终是导演的。我觉得不为钱写作确实非常愉快,真的!我这几年不是还写了俩长篇么,当然我不准备发了。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写得不好。写写就发现,其实还是在千方百计偷偷满足公众要求,我真不是无时无刻都准备谄媚各种恶势力。我怎么这操性啊?我估计啊,什么时候我目中完全无人了,我就算成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一辈子不老实,一辈子说瞎话,老了一定要敞开一把。
孙甘露:我正相反。就有年轻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话来安慰我,说是一个人要是有两千个以上的读者就该去自杀。人总有办法宽慰自己和别人。
王朔:原来,大家都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家看的,那么你就要对大家负责,说实在的别看我这操性还有很大的自我克制:这句话能发么?这段我不这么写,我拐个弯儿,你们看不出来了吧?好像很巧。其实是把真正想说的,主要的意思,那个原来的话就放弃了。
孙甘露:“大家”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指望它的时候,它就跑没了,你不指望的时候,它就蹦到你跟前了。
王朔:我个人有两个梦想,或者说是自我要求:一个现在不能说,一个是希望能最终真实地表达一次。巴金先生说过,讲真话。我觉得讲真话特别难。讲真话就算是有条件和环境,你讲出来的可能未必是真话,可能是被别人灌输的,甚至为了讨好听众说的话,那个可能不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人其实很复杂,内心不断地被遮蔽,最终那个自己,我觉得认识起来挺难的。
孙甘露:“遮蔽”这词儿也时髦了好一阵子了,海德格尔啦、贝托鲁奇的电影啦。
王朔: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大部分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我希望我再说的话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错的,只要是我自己的。不好意思,我顶不爱看一本书里乱引用名人原话,好像跟人多熟似的。我当然觉得崇拜是最恶劣的品质,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自己,我说出来的话真是我想说的话。
我觉得信息社会的社会财富主要靠信息流通互相收费产生——原始信息最宝贵。不必经过媒介进一步放大,把你修改成可爱的样子。我希望将来我自己可以不经过媒介加工,直接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欣赏者,也使对方接收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一本书、一个电影,中间批发零售环节挣了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他就是把这个话递给别人,有必要通过他递吗?他还挺牛。不生产信息的人在挣最多的钱,这是本末倒置。
《纽约时报》还是一什么美国报纸估计说,二十年之内报纸会消失,我觉得电影也没有理由通过电影院来放映。少了中间盘剥,人们互相欣赏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将来互联网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东西搁这儿,能为自己负责的人进来,大家先看,看着不满意,您可以不花钱,看着还行,要下载,您就付我这下载的钱,一页一毛,就咱俩之间,一对一,不许中间的人抽成儿。要签同意书的。您不能说因为我受了刺激。我们俩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说,避免大量冤魂进来。我想那时候,每个作者、诗人、导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网站,你需要买他的产品,可以直接上网购买。
孙甘露:一种科技进步所展现出来的乌托邦。愿景。这个词是我新学的,好像大公司里都这么用。
王朔:我觉得,三五年之后,数字会代替胶片,胶片会变成经典,如京剧、歌剧啊,有些人喜欢这些东西,就像喜欢手工活。
一般写小说都是写完了定稿了给你看,我想搞一个在线写作,过程中的。因为写作中,至少在知识上是会出现偏差,表述上会出现问题,甚至逻辑上出现混乱。如果在线上,可以像一个在线游戏,以某人为主导,大家一起参与创作。但这种小说,需要一个特殊的类型。如果是写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问题的,别人就会参与。
孙甘露:这个电影里两个人在说话,有点交互的意思。
王朔: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时候,一间房子就是一个世界,非常丰富。刚写完的时候,我还跟人聊过,我觉得现在这部片子拍摄用的是讨巧省事的方法,是一个粗枝大叶的方法。其实屋子里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细细地去观察,人那张脸上充满多少细节。你在一个城市拍,你在一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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