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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焦点访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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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恳桓鋈ピ智募钦叨技负跤龅焦藕愫驼盘卧诜趾榘忧白疤頣NT炸药，现场拍摄采访，在只有800米距离上等待起爆（要知道那是20吨TNT，光响声就足以把没经训练过人的耳膜振穿）。
柏杨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几下最险的石首采访，那是长江江水急转弯的地点，不仅随时可能出现溃口，而且那里还是血吸虫高发区。陈耀文所在的洪湖也是。
8月16日晚上最紧张的时候，当时公安分洪意向已非常明显，百姓已全部撤离，荆州市长王平亲自带领全副武装的军人、民兵挨家挨户地搜巡，发现百姓便赶到堤上，只等时间一到便鸣枪示警，炸坝放水。可此时刘涛、王天琥还扛着摄像机在分洪区里满处转。因为时间已非常紧迫，所有车辆包括牛马也都不见踪影，刘涛和王天琥在里面只能徒步扛车行走。一旦分洪，两人肯定泡汤。
……
因篇幅问题，这些事无法一一列举。不过几乎所有的去过灾区的弟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过瘾、刺激。
…
《粮食“满仓”的真相》之真相／孙杰
…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位姓陈的记者带一名摄像师找到我，要求了解《焦点访谈》几年前播出的一个节目《粮食“满仓”的真相》的有关情况。当年，这个节目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它披露了一个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共和国总理的内幕。但也许是这个节目的标题起得不太好，把真正的“新闻眼”弄瞎了，以至于很多人记得《焦点访谈》报道过这件事，却记不得是那个节目。陈先生也一样。不过他一同我说“骗总理”的节目，我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清楚香港无线为何要在朱镕基总理即将卸任的时候重提此事，但陈先生向我保证绝无恶意，“朱总理在香港也是很得人缘的，”陈先生说，“如果我们诋毁他，对我们电视台没有任何好处。”陈先生称他们只是想在竞争激烈的“两会”报道中独辟蹊径，选择朱总理在五年任期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做成节目。尽管我从不认为朱总理被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出于对事实的负责态度，还是向他们介绍了我对这件事所了解的背景情况，不过，我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录像要求。
由于我看不到香港无线的节目，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如何报道的，但我相信他们会尊重事实。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媒体。
其实，《焦点访谈》曝出这个被称为“惊天骗局”的过程，一点也不神秘。
调粮补仓骗总理的报道能够播出，几乎就是偶然。
1998年6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主管我这个组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从编辑组（那时群众来信由这个组负责处理）拿来几封信，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能成为《焦点访谈》报道线索的，反映调粮补仓骗总理事件的材料就在其中。
来信寄自安徽省芜湖市的南陵县——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实在话，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读到、听到反映一些地方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的事情太多了，但这些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一种模糊的感觉，如果较起真来则说不清、道不明，很难查证。
但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却太具体了，令人不得不信。
时间：1998年5月22日。
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鹅岭镇粮库。
事由：朱总理来此考察时看到粮食满仓的景象是假的。鹅岭粮库里的粮食是为了应付中央领导的考察，从其他粮库紧急调运的。朱总理被骗了。
我无法相信反映情况的人会在如此具体的事情上捏造情节，特别是，举报人不仅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胡林英和联系电话，而且还怕我们万一找不到她，又提供了其他两位知情者的姓名和联系办法。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不久之前新闻中确实报道过朱总理在安徽考察粮食流通工作的情况。慎重起见，我让编辑借来了5月25日的《新闻联播》，果然头条就是，而且时间挺长，还有同期声。随后，我又找来了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也看到了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
5月21日至25日，朱镕基总理在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的陪同下，先后在芜湖、巢湖、合肥等地（市），实地考察了粮站、粮库、粮店以及国有、个体的粮食加工厂，详细询问和察看了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的有关问题，分别与省、地、县及有关部门领导和基层粮站、粮库、粮店干部职工座谈，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从这些报道中，印证了朱总理到过芜湖，尽管没提南陵县鹅岭镇粮库，但讲到了朱总理实地考察过粮站、粮库；而且《人民日报》在这篇报道中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内容是朱镕基总理和含山县粮食局局长薄德豪在清溪中心粮站话粮改。
就此我确认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这是一条“大鱼”。
当时，《焦点访谈》正在为朱镕基总理力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鼓与呼，重炮猛攻一些粮食收购、储藏、加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个线索无疑又提供了一颗重磅炸弹。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组里的策划编辑杨红，让他迅速打电话给胡林英核实。
果然没有找到胡林英。
按信里留下的其他两位知情人的电话，杨红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证实了胡的说法。杨红让他们转告胡林英，请她转天晚上在家等候，我们要与她直接了解情况。
杨红在《焦点访谈》是有名的快嘴、话痨，但他与胡林英的第一次通话，就慨叹遇到对手了——对方比他还能说，而且声音分贝极高。这次通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到后来，杨红自觉耳膜不堪忍受，把电话举到了距耳朵一尺多远的地方，并不住地呲牙咧嘴。
我实在心疼电话费，示意杨红我亲自同胡林英谈。也许是近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把自己搞累了，也许是听说“领导”来谈使自己有了克制，胡林英丝毫没有在意我提出的“问什么答什么”的不礼貌要求，简洁回答了我的问题。
最后，胡林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是。”
她说：“我用党性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让我很感动。
胡林英说她随后会寄来更详细的材料，并希望来栏目面谈。我说只要保持联系，寄材料就行了，不必花钱费力跑趟北京。
果然，她与我们保持了热线联系，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补充些内容。她不仅履约寄来了厚厚的材料，而且先后几次自费来到栏目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和接待，让我产生了隐隐的不安。
胡林英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很干练。印象中她跟我介绍说原是农校的干部，几年前竞聘当上了鹅岭镇的科技副镇长，自称政绩不俗，但在今年的换届中落选了。她认为这是有人在整她，这届班子存在严重问题，她一直在上告。
——后来胡林英与我们接触时，谈的大多是这些问题。
几乎在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正义中夹带着一点说不清楚、但显然并不十分纯正的动机。
不过，我不赞同苛求举报人的动机，而是主张就事论事。尽管我对胡林英提出的一些要求感到不快，但抛开她个人的问题，我依然对她反映的情况颇感兴趣。
就在胡林英一次次催促我们何时到南陵采访时，我也在为找记者发愁。
当时我所负责的中心组只负责《焦点访谈》日常节目协调工作以及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包装、播出，尽管那时有两位机动记者，但他们恰好到河南采访去了。况且，作为一个为记者组服务的机构，我也不能把“好题”留给自己人做，那会被认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谋私行为。毕竟，各组都有自己的利益。
开始想把这个有分量的选题交给骨干记者操作，但两个记者组却没有一个人接这个“好题”，理由是：这个节目就是做回来了也肯定播不出。
的确，就是主管我们的梁建增副主任也不敢说这个节目一定能播出，但总值得试试吧。
但也不能怪记者，他们的播出压力确实很大。如果一个记者长时间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工作的情绪。
此时，一个老记者正在安徽，因为采访的情况有变，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让他去趟南陵，他对我说：“哥哥，我刚折了一个片子，能不能给我一个肯定能播的选题？”结果没去。
《粮食“满仓”的真相》播出后，原来放弃这个选题的记者后悔不已，怪自己走了眼，把一个到手的大奖送了出去。
当然这是后话。
这个选题的材料一直放在杨红那保存，虽说不时有人拿去看看，却没人下定决心。随后不久，98抗洪开始，这个选题自然不适合操作，便被“养”了起来。
此间，胡林英大概在当地透风，说已向《焦点访谈》反映了情况，记者马上就来，所以她称被当地领导认为有“神经病”，要把她关到精神病院。胡林英多次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帮助，她说她在当地“很危险”。
我们自然爱莫能助。她似乎在北京的亲戚处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0月份，一位到《焦点访谈》工作不久的记者喻圣宏到中心组找选题。杨红把这个“珍藏”已久的题目拿出来“推销”。当时朱总理刚刚视察完《焦点访谈》，他对我们以前播出的有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我们继续跟踪报道相关问题。
杨红以其三寸不烂之舌的力荐终于把喻圣宏说动，他当时也没选题可供操作，想试一试这个节目。
在《焦点访谈》，新记者往往比老记者冲劲更大，更敢冒风险，更少瞻前顾后的毛病。但新记者的采访经验和技巧却又远逊老记者，有些采访啃不下来，往往无功而返。一般说来，好的选题线索都是难度大、风险高的，老记者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却无承担风险的胆量；新记者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却缺少解决难题的经验。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
但部里最后还是同意喻圣宏去采访。制片人给他配的搭档是一位经验老道、颇具编辑意识的摄像凌泉龙。
采访果真遇到了麻烦。
10月25日，喻圣宏等到达南陵的第二天，这是个星期日，下午不到一点，我刚到办公室值班，喻圣宏给我手机来电话，要同我说节目。我为节省他们的开支，立即用固定电话给他们住的宾馆回电。
喻圣宏说我们提供的这个选题有问题，根本不能做节目。
我大吃一惊！对选题判断错误的时候也有，但苦心孤意调查了这么久的选题会有结论性的错误，我不相信。
喻圣宏说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鹅岭粮库根本不是在骗总理，甚至县里也称事先根本不知道朱总理要来这里考察工作，他们调粮补仓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来这里参观的安徽师大的师生
喻圣宏给我讲了采访中的种种不顺，总之是说节目不成立。我感觉这个记者是有一些“嫩”，他对选题的理解有问题。
我不清楚县里是否知道他们要接待的客人是共和国的总理，也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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