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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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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就没有参加研究核心小组，他没有能参加战斗机的主体设计。而是设计尾翼上的B配件。余子建很委屈，他经常会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惜他没有地方能说去，他没有朋友。于是他就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白天自制着，对人很客气，一片温和。晚上，不免要将一肚子的委屈全部说出来。夏天，他对着荒山下的一条小溪说，冬天，他就对着满山的白雪说。那里荒无人烟，他完全可以像淮海路上的舞台那样进行演讲，他做什么手势都行，他用多大的声音都行。他以为总有千军万马在听他的讲演。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他就一定要起床，一定要走向旷野。
有一天，一个半夜起来小便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报告了组织。第二天晚上，组织的７个头头全部埋伏在宿舍门口，见到余子建的屋子息了灯，就尾随着他一路出了大门。等到他面对刚刚化冻的灰黄色山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连绵不断地嘶叫时，所有人面面相觑，发着寒战，他们的隐私就这样一件一件被他叫出来了。虽然荒山本身没有生命，不过山回应了这野狼一样的呼啸。这种回声全部被正在窃听的人心中敏感的天线接收了。
“他不正常。”
“他犯病了。”
余子建就被护送回到了上海。他们说让他在家专心设计B配件。设计完了就再回西北。而他们临走的时候，就和上海的精神病医院全部联系好了。躺在床上，身体不行而脑袋健康的校长，和神经兮兮的身体健康的工程师，就这样互相痛苦地住在同一个空间之中。
生逢1966 10（9）
瑞平一面吃着荷包蛋，一面很悲哀地吸着鼻子。他突然听到了一种格格开裂的声音，感到他身体里的一种东西正在崩溃和毁灭之中。他想着他的儿时偶像少年时代在对面亭子间里是怎样勤奋地将俄语一百分夺到手的，就对妈妈说，他很可怜。
妈妈说，他哪里可怜？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校长更可怜，在南京的校长太太更可怜。
第二天上午，瑞平在小弄堂里见到了余子建。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会有一点古怪。不过余子建一点没有异样。余子建还能记得瑞平小时候的模样，说瑞平的物理成绩很好。
瑞平就说是。小时候还听你很早就读俄语，那样的用功。
余子建说那是很普通的事情，神态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余子建穿着一件很新的衬衣，一条军裤也很干净。他从长乐路回来，用一根稻草扎着两根油条。他很和气地和瑞平点点头，就上楼去了。
反倒是瑞平在弄堂中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
生逢1966 第三部分
生逢1966 11（1）
没有想到，返校第一天，他在教室中就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出去了。工宣队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等待他。一个是“爷叔”；另一个就是小魏，她和爷叔都戴着红袖章。不过瑞平没有和爷叔打招呼，他怕打招呼会弄点事情出来。
爷叔扶了扶黑边眼镜，对瑞平说：“我们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爷叔很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你面临一场新的斗争。”
瑞平两肩一震：“我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我的祖父是一个破落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地主。”小魏说。
“我妈妈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己生活了，她一直在上海生活，不会成为地主的。董同志知道。”瑞平没有称呼董品章为“爷叔”。
“瑞平同学，”董品章也没有叫他“弟弟”。“经过我们调查，你的父亲陈宝栋在1943年到1949年这七年中，每年都在秋收的季节，曾经受姓陈的本家委托到乡下收取租米。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那个本家我们已经去找过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陈宝栋并不是单独一人下去的，当年穷人受了灾害，自己也吃不饱，哪来的租米。你爸爸收租的船上，还有带枪的人。43和44年，那些带枪的人全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保丁！”那个小魏显然感到瑞平很糊涂，“汉奸武装逼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瑞平的眼前一黑，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在萧山弯弯曲曲的水道上，爸爸手中捧着帐本还有算盘，面目狰狞。爸爸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像刁小三一样的保丁，斜背着匣子炮。而岸上，是那些苦难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和饥饿的孩子。在萧山老家的院子里，农民正在汗流浃背往里面挑谷子。爸爸就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拿着一箩筹子，每一担发一根。还要催背谷子的人快点。
“政策是很明白的。农村划分成份的时候，收租子帐房是地主的重要的狗腿子，也作地主处理。地主和资本家不一样，地主是敌我矛盾。邵玉清是地主家属，也是地主成份。” 董品章解释说，他的推理是很明白的，有严密的逻辑性，“你们一家土改的时候正在上海，应当作为逃亡地主算。”
陈瑞平的眼眶中满是眼泪。他现在不仅是反革命的儿子，还是地主的狗崽子！
“陈瑞平同学，现在是革命路线考验你的时候了。” 董品章说，“68中是一所很讲阶级路线的学校，全市都很有名的。你陈瑞平也是一个好学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表现一贯很好。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批判漏网地主陈宝栋和邵玉清，肃清他们的反动流毒！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工人阶级的愿望的。”
生逢1966 11（2）
瑞平是在惶惶惑惑之中听完了董品章的话的。爷叔现在是造反队的头头。这就等于是组织说话了。他垂下了头，说：“我愿意。”
“那么，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批判，希望你能像一个红卫兵一样参加阶级斗争。”
唐师傅也说：“我虽然到68中不久，但是陈瑞平同学的表现我是知道的。请工厂的战友放心，我们在上层建筑的工人弟兄一定能配合好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唐师傅是一个钢铁工人，脸膛是被炉火烤红的，离开了炉火，脸庞也还是红的。唐师傅对瑞平说：“你交给组织的红卫兵申请报告我看到了，我看你的表现还不错，只要今天能站稳立场，我们一定能考虑你的报告。”
在爷叔和小魏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瑞平赶紧跟上几步，对爷叔说：“你们还要斗三伯伯吗？就是那个上海的本家陈树衡？”
小魏就有一点不高兴：“这是一回事吗？”
“不会，我们是有政策的。你们的那个本家，他的真实身份是工商地主，最大收入来自上海的建筑行和材料行。况且在土改中能主动交代，将土地交给政府。他年纪已经八十一岁了。我们将案卷移交了，本单位的造反派没有要求斗争。”爷叔说。
原来是这样！
红卫兵团的办公室正在隔壁。小木克双手叉在口袋里，已经听了好久了。工厂的人一走，他就喊瑞平进去。他将门关好了，对他说：“瑞平，你这回应该积极进行斗争。一定要出席批斗会。”
“我也是想去参加的。”
“你还要好好进行斗争，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妈妈被批斗是大势所趋，根本没有机会翻身。为什么不斗一下呢？从她的那个角度，你斗争不斗争全一样。从你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参加了斗争，你就表了一个革命的态度，你就能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前途。你不去斗争，你妈妈一样也要被打倒，也要被斗争，所以你还是去斗争的好。”
陈瑞平感到受了很大的污辱，是对自己的思想动机的污辱。于是对小木克说：“我是真想要革命，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清白。”
“难道这还有什么两样吗？”小木克很耐心地开导，“就算你是真心革命，你也需要揭发你的母亲，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你的革命。你革命了，你就清白了。”
瑞平急急地往家走。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家，这就是一个逃亡地主的家，这就是一个沾满劳动人民血泪的家。他要批判自己的妈妈，一个漏网的地主婆。他不知道过去，他只知道今天。他没有更多的材料，他只能观察自己的家，在家中寻找罪证。这是一个家，这里的一切全部有女主人的手印和指纹，他需要从这里开始揭发和批判。
生逢1966 11（3）
或许，这个煤气灶台就是罪证。这个地主婆在这个灶台上曾经烧了很多的好菜，她喜欢用大些的锅做菜，做完了就按照乡下的习惯四处分送。妈妈很善于腐蚀群众。还是在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初头上，全弄堂都喊吃不饱。所有的家庭妇女尽管起得再早，也不能将自己的篮子填满。瑞平家按户计是小户，按人头计是三人。陈家比较的有钱。但是钱是一点没有用的，有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是以后的事情。每天阿姨买菜归来，吹口气能把篮子吹飘起来。那个冬天，冷得很，上海难得下了雪不化。风吹的像刀子一样，阿姨一连走了三个菜场，无非是卷不了心的卷心菜和细得像手指的胡萝卜，还有不要票的豆腐渣。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瑞平见到很多同学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饥饿。有人用标准粉加上半块鲜酵母再加上半粒糖精，拌成糊，放上数片菜皮，装满一个腰子饭盒，蒸出又酸又僵的“发糕”。他见到食堂里很多同学都带有一只装过药片的棕色小瓶，里面是烤焦的葱花和盐，这些盐全是在烧完菜之后吸干那些可怜的油水用的。葱花盐每天用来拌泡饭吃，可以省了一分钱的酱菜。面疙瘩是经常的佳肴，省油省菜，还有一时的涨饱感。全班全校都是一副饿相，夹杂着山芋粉的馒头到手两口就下了肚子，这一些孩子就尽量在口中含着最后一口馒头，用不断分泌的唾液滋润着。回家的时候瑞平眼睛依然饿得发绿，打开菜橱每一只碗都看上一看，如果碗能吃也会吞下去。
石库门的习惯，是非常重视自己有一个“乡下”，石库门的女人经常要到乡下去。即使她们的乡下亲戚穷得叮当响，一年四季写信哭穷，她们也要炫耀。绍兴老太从乡下没有东西带出来，就砍了一捆苋菜梗，她就一家一家送着，然后推广她的“霉菜梗”经，一条弄堂几乎全被菜梗“霉制”过程中的臭气熏倒。老太没有牙齿的扁扁的嘴，有滋有味吮吸着深绿的汁水。上海石库门的乡土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妈妈是萧山人，是萧山特产的自觉推广者。她经常到萧山去，因为她想念江边沙地。灾害年月，妈妈又到萧山去了，这回是因为饥饿。
那时大约有七个月没有尝过鸡的味道了，妈妈回了萧山就将著名的萧山鸡带了两只到上海，这种鸡原本就是大种鸡，预先又经过阉割，这鸡就只会长肉了。十多斤的一只鸡，临时养在厨房中的时候，伸起头颈能啄到八仙桌上的饭粒。妈妈是在沙地上化了三十元的高价买来的。当年的三十元，足可以买一幅齐白石的公鸡。妈妈先是在锅子里熬“虾油露”，这是糟油加上花椒加上黄酒的混浊液体，她将这些液体倒进甏中，然后将天目山的扁尖和舟山的虾皮扔了不少进去。妈妈先是用大号钢精锅煮熟了鸡，然后一片片斩开，泡在虾油露中。他和阿姨两个人手忙脚乱，封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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