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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　月，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此计划称之为Ｚ计划。在这里，一定是希特勒那种好大喜功和热衷于搞惊人之举的天生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他同样要求建立这支以水面舰艇特别是五万吨的重型战列舰为重点的舰队，并须尽快地在六年内即1945年以前完成。
　　如上所述，这个Ｚ计划与我的计划是不一致的。对此，我的理由如下：　1．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希特勒向海军元帅雷德尔保证，建设这支强大的水面舰队所需的和平时期，即使不能持续到1948年，至少也能持续到1945年。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2　．建立这样一支大型舰队是无法保密的。这就会导致英国即使不宣战也会从这方面加强军备。在这样一种军备竞赛中，我们无疑将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军舰还不到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3　．我对这个计划不能同意的主要之点，正是Ｚ计划的作战原则。按照这个计划，我们的战斗队必须向大西洋挺进，因为那里是英国的给养运输线。这样，我们的战斗队就得从北海东南部的德国港口或者从波罗的海出发，向北作长途航行绕过设得兰群岛，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主要作战区。在穿过北海的长途进军中，德国舰只会遭到来自附近英国军港和机场的侧击，从而成为英国机动海军和飞机极易攻击的目标。在返航途中，我们的战斗队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即使在作战区，在大西洋上作战，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相比也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不象英国海军那样在大西洋沿岸拥有基地和修理场所，如果德国舰艇中弹的话，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负伤的德国舰艇在返航时还必须穿过北海经过上述那段漫长而危险的航道。
　　由此可见，德国战斗队的这一战略没有充分顾及我们在大陆上的地理位置。
　　此外，当时发展空军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战斗舰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趋势。在大西洋上，德国战斗队仅能动用自己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与此相反，英国却可以从它西部的陆地机场出动大型远程飞机攻击我们。德国战斗队的计划最快也得在1945年才能完成，那时，大西洋上的英国空军将把德国空军——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的不同——远远甩在后面。
　　海军总司令部的战略计划导致了Ｚ计划的制订，因此，为了识别这一计划的种种作战条件，按照战略计划作一次全面的演习，无疑是必要的。德国战斗队不仅在往返途中而且在大西洋作战区都必须与敌方的水面舰艇及其飞机作战。与此相反，德国潜艇由于它的潜水能力则不须如此，它可以往返于北海而不会受到敌方的严重威胁。即使敌方的水面舰只在大西洋作战区掌握了“制海权”，它也能够在那里活动，而且由于它的活动半径较大而能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单是这个原因，潜艇就能成为德国在大西洋进攻英国生命线的合适的战斗武器。
　　对Ｚ计划持不同意见的不仅我一个人。德国历史学家、教授瓦尔特·胡巴奇博士在他的《＇848—1945年德国海军参谋本部和海军最高当局》一书中第210　页上关于Ｚ计划这样写道：“卡断英国的贸易来往和摧毁英国制海权的快速步伐把所有政治经验以及认为德国受大陆限制的看法都抛在一边了。”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1939—1945年海战》一书第1　卷第52页上写道：“雷德尔的关于那个长期计划的决定连同希特勒对战争爆发时间的错误估计，其后果对我们非常有利。它使得德国丧失了它在英德海军协定中所获得的许多有利条件，结果，在1939年，德国海军事实上已削弱了它所容许拥有的力量。”
　　接着，1939年4　月26日，希特勒宣布废除德英海军协定。这就很清楚，在这种急剧逆转的政治形势下，今后几年绝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时期，而这种稳定的和平时期对于建造Ｚ计划所规定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必要的。其实从这时候起无论如何也得加速建造潜艇，尽可能快地弥补为了对付英国这个敌手还不充分的装备。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德国的政治领导和海军总司令仍然按照Ｚ计划建造大型军舰。当然，在宣布废除海军协定以后，我曾经给海军总司令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现在起加速建设潜艇的必要性。这件事的未获实现，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海军军事首脑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由于这个建造方针毫无改变，我在1939年6　月到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雷德尔那里，请他转告希特勒，我的潜艇军官们和我都在为一场对英战争已迫在眉睫而十分忧虑。“我们用现有的为数甚少的潜艇只能在战争中把英国人‘刺几下’。”雷德尔答应把我的忧虑转告希特勒。当时我只有海军校官的军衔，只是一个上校；我不知道，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是否有过象这样低级军衔的其他军官向国家元首提过类似的意见。1939年？月22日，雷德尔叫我和我的军官们到斯维内明德他的“格里莱号”通报舰上去，他向我们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我和我的军官们可以放心，“不会同英国打仗的，真要是打起来，德国就完了”。（见埃里希·雷德尔著《我的一生》第2　卷第164　—165　页；我的著作《十年和二十天》第44页。我今天才知道，海军上将伯姆在1939年4　月也向海军总司令作过陈述，他认为我们已迫近一场对英国的战争。）。
　　当然，国家元首的这一明确表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定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在与海军总司令这次谈话后，当我独自一人同我的军官们在一起时，我还是对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战争，英国都将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无疑的。对此，你们心中要有个底！”
　　对我来说，1939年的春夏，在我记忆中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伤脑筋的几个月。我与海军总司令部之间在政治局势、海军战略和潜艇建造等问题上的分歧，使我日子很不好过、总结这段时期：1935—1939年间，我们建造的潜艇远未达到德英海军协定所允许我们建造的数量。
　　1939年8　月底，对波兰的战争再次推迟——我们今天事后才知道，仅仅推迟了很少日子——，我在1939年8　月28日，就迅速建造潜艇一事，再次向海军总司令写了一份报告（潜艇舰队司令部密件第一百七十二号）。在这份《关于建设潜艇舰队的设想》的报告中，我写道：“鉴于目前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确认，海军特别是潜艇舰队从现状来看是无法完成它们在战争中应承担的任务的。
　　虽然我们可以期望现在不发生战争；但不能认为，英德之间的政治形势近几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使有可能出现双方接近和安宁的时期。最合适的战斗武器，而且建造速度又快——与建立一支舰队相比——，那就是潜艇。所以，海军务须致力于潜艇舰队的快速建设，从而为今后在同英国的冲突中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在我再次综合了我的关于必须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之后，我说：“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一场对英战争，应把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他要求服从于这个大目标，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要贯彻决定性的措施必须具备一个组织上的前提，即设立一个拥有广泛的全面的权力并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处理与建议中所提出的建立潜艇舰队的任务有关的一切事宜。”
　　1939年8　月底，我和海军总司令一起从基尔飞往斯维内明德时，我把这份报告亲手交给了他。他立刻看了这份报告，而且很明显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　月28日的这份备忘录副本送呈我的顶头上司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他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他在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结尾，对于我的要求表示这样的态度：“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在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上，并把无助于上述目标的所有其他建造计划统统推后。”
　　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　月1　日竟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他盲目地认为，英法不会积极参与保
　　护波兰。可是，英法在1939年9　月3　日就宣战了。就这样，希特勒由于错误地判断了英国的态度而“滑”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本来应该在政治上避免这场战争的，即使我们与波兰的冲突会扩大到英国的这个可能性极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与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战争的爆发，海军总司令部在此以前所制订的整个计划全垮了。建设大型军舰的2　计划成了泡影。在总司令部里，正如我在1939年8　月28日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立即设立了一个潜艇局。潜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决定总司令部应加速建造何种类型的潜艇。我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就这样，一直等到战争开始，才使总司令部认识到，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还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　日英国政府就已经作出决定，尽管有1936年的潜艇协定，一旦战争爆发，将立即恢复英国商船航行的护航体制。
　　战争爆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　月4　日晚英国海军部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
　　“1　．战争第一阶段，日本保持缄默，意大利态度未决，保持中立，主要的攻击目标似将针对大不列颠的大西洋通道。
　　“2　．建立护航体制。此护航体制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
　　有关对付巡洋舰或重型船舰的进攻问题，本计划中未加讨论。”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司令从他1935年发展了结群战术以来，就正确地估计了形势。
　　但是，德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它不得不以仅有的能在大西洋作战的二十二艘潜艇与最大的海上强国进行潜艇战。
　　十一、战争爆发后，您的态度怎样？您有哪些战略计划？
　　关于英国宣战的消息，我是在9　月3　日得知的，当时我正在我的作战室里。虽然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与英国发生一场战争而担忧，但是战争成为当前的事实毕竟使我万分震动。
　　后来，我的海军参谋本部首席参谋厄尔恩海军少校把当时的情景向一位历史学家作了如下描述：“对您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从一个熟悉当时内情的目击者的回忆中，了解一些有关海军元帅邓尼茨在对英战争刚开始时的态度，也许是感兴趣的。
　　“战争一爆发，我就奉命从海军学院来到潜艇司令部并在那里担任了首席参谋的职务。除了有几次间断外，直到战争结束（最后一个职务是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元帅的身边，我和他之间从当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在战争初期，还是在被丘吉尔看作是对英国最大危险的潜艇战的最激烈时刻，海军元帅从未低估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艰巨性。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海军元帅认识到与英国这场海战的危险性和持久性，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各方面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