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弥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显得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2）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