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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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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小、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
“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
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
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
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
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
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
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
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
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
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
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
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
“我的手枪呢？”
我看见他双眼正射出一股奇异之光。这时，我已在哭泣，
廖夫人则在设法使他镇静下来。
“我的手枪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又说一遍。这里我看见
他的脸像猪肝一样红，他的手在抖。
“它应该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最亲爱的，你没有把枪交给我呀！”
此时，他真的发疯了。他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地上，打烂
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闹起来。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
“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
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
性！”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孩一般，整个崩溃了，嚎陶大哭起
来。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罢，蒋介石屡遭大难而未死，也许正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恶人命大。
3．磨刀霍霍 小试锋芒
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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