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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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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病。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小。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
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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