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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勒、恩斯特·冯·雷萨以及数名党卫军将领。1952年7　月，美国占领当局又以“鉴于卓越的行为”为理由，非法释放了亲自下令杀害战俘的纳粹陆军上将汉斯·盖奥尔格·莱因哈特，并安排他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高级指挥官。同年12月，美国军方还以“健康原因”，擅自将纳粹德军元帅威廉·李斯特从兰茨堡监狱中释放。他因对巴尔干各国和平居民进行残酷屠杀被判无期徒刑。1953年，美国占领当局再次释放了650　名在押的纳粹战犯，其中军衔为将军的就有伦杜利克（党卫军上将，曾策划、指挥旨在除掉南斯拉夫人民军主帅铁托的战役——“跳马行动”等血腥镇压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围剿战役）、霍特、马肯森、米尔希、法尔凯霍尔斯特等。在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的授意下，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首要战犯——冯克、纽莱特。席拉赫、雷德尔。施佩尔等均被提前从柏林的施潘道国家监狱释放，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纳粹党第三号人物赫斯例外。
　　这是因为，战后很快到来的冷战迅即使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国分化为苏联东欧与北美西欧两大对立阵营，彼此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审判战犯的工作不能不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被一再推迟，直至被中断。西方国家对审判战犯的工作变得虎头蛇尾，对战犯们的量刑大大放宽，许多战犯只受到象征性惩处，甚至被大批宣布无罪释放。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48年夏，在意大利的海港巴里的边防检查哨所，一群神色紧张的德国中年汉子，正在接受驻意美军267　团的安全检查。忽然，一名美军上尉指着一位德国人的腋下大笑着说：“你好啊，党卫军先生，可惜你隐藏得还不彻底”；看着那个德国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上尉挥挥手，意味深长地说：“别害怕，你尽管放心地上船，我决不为难你，可别叫俄国人逮住。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敌人了。要是两年前你落到我手里，我非把你送上绞架不可。”这伙德国人正是一群沿着B　—B　交通线逃亡的党卫军战犯、前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看守，人人都亲自动手杀死过无辜的犹太妇孺。
　　苏联在这一方面同样有所动作，与西方大国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一个线索：1946年10月22日，驻德苏军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将5　万多名德国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92列火车车厢强制运往苏联效力。从1953年11月15日起，苏联政府改变了要求他们定居苏联的初衷，允许其陆续返回德国。这批人里面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具备战犯的资格，但苏联政府出于希望他们提供技术合作的目的，放弃了对其战争罪行的追究，更没有进行审判。这样，估计至少有数百名纳粹乙级战犯漏网。
　　第四节　纸夹计划——专家型纳粹战犯的保护伞
　　冷战刚刚在孕育，一些颇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情报界人士就意识到尽可能使用纳粹战犯中各种类型专家的必要性，认为这是美国在未来战争中战胜苏联的重要保证。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连手，精心制定了名为“纸夹计划”的秘密方案，准备把数以千计犯下严重违反人道罪的形形色色纳粹专家都搜罗进由美国政府精心制作的这个巨大的无形纸夹中。
　　对于战犯中的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航空医学家、尖端武器设计师、高级情报人员等，美国有关方面均给予极为宽松、优厚的待遇：除因直接杀害集中营囚犯而臭名昭著的阿图尔·鲁道夫回人外，不仅全部豁免了其战犯身份，而且按专家待遇予以留用，准许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就连他们的家属甚至情妇也获准定居美国。突出的一例是后来成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的纳粹医生胡贝图斯·斯特鲁格霍尔德。他在达豪等纳粹集中营策划的高空高压实验，曾造成至少一百二十名囚犯在肺部大出血后极为痛苦地死亡。对于身体十分强健的实验幸存者，这位医生仍不放过他们，还要剥光他们的衣服，赶到严寒下的室外冷冻10个小时左右，再驱赶进充满八九十度高温蒸汽的室内“加热”；然后继续在严寒与高温之间摧残他们，直至最后一名被实验者肺部大出血后气绝身亡。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乙级战犯。但是，他由美军情报部门掌握后，不仅没受到任何惩处，而且有职有权，步步高升；直至功成名就，荣获美国航空医学之父的美誉后，才踌躇满志地闭上双眼。
　　1945年5　月19日，一架所有的玻璃窗均被严实地遮盖着的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军事基地。飞机上走出3　个德国人，他们是按照“纸夹计划”被送到美国的第一批纳粹科学家——赫伯特·瓦格纳及其两名助手。他是德国亨舍尔能源公司的导弹项目总设计师，也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第一种应用于实战的火箭——HS—293　的发明者。他们也是二战结束后首批来美国定居的纳粹科学家。瓦格纳鬼鬼祟祟地飞抵美国，标志着纳粹科学家大批移居美国的开端。瓦格纳无疑地全部隐瞒了他在德国非纳粹化法庭上被审讯的罪恶历史。为换取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对“纸夹计划”所提供的丰厚利益，美国情报部门公然触犯美国官方的有关政策，向纳粹科学家提供了使他们逃脱司法惩处和在美国重新大显身手的机会。瓦格纳的到来使“纸夹计划”付诸实施的日期提前了，虽然使用纳粹科学家的智力和资源的意图早在纳粹德国崩溃前即已制定。1944年当盟军部队从诺曼底半岛推进到德国本土之后，一支调查纳粹科学家下落的特遣小分队跟踪追击，在全德国范围内搜查纳粹德国的各个研究机构并获取希特勒的科研成就和专家顾问团。
　　“纸夹计划”招募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盖奥尔格·里克海，在战争期间担任大量使用多拉集中营囚犯从事奴隶劳动的V　—2　火箭制造厂最关键的车间总管，他安排的超负荷苦役，使数百名囚犯因劳累过度致死。后来，里克海的罪恶历史被揭露出来，美国当局不得不允许他回德国接受多拉集中营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同时却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第三帝国时期的V　—2　导弹研究所负责人多恩伯格将军，自1947年起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纳粹德国的火箭专家阿尔图尔·拉尔夫，战后不久即由美军情报部门根据“纸夹计划”送到美国，逃避了盟国的正义审判。他在美国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到1990年。同年，因身份被媒体广为揭露，才依依不舍地移居加拿大。
　　1986年4　月26日，被“纸央计划”雇佣的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组的22名成员在亚拉巴马州汉特维尔城的宇宙火箭博物馆前合影留念，至迟到那时，他们始终逍遥法外。其中著名的乙级战犯包括：艾勃哈德·雷斯、康拉德·丹农贝格、维尔纳·齐贝尔。哈奈斯·利勃斯腾、卡尔·海姆堡、奥托·席尔施勒、哈奈斯·吕尔森、瓦尔特·豪瑟曼、赫尔穆特·霍恩、艾利克·瑙伊勃特、维尔纳·佛斯、贝尔纳德·台斯曼、君特·豪科厄尔、恩斯特·朗格、威廉·昂格尔。泰奥多尔·佛沃、赫伯特·贝尔格勒、维利·库伯格。瓦尔特·雅科比、赫尔穆特·措伊克、罗勃特·派茨等。
　　生物、化学领域也是美军当局积极使用纳粹战犯的重要领域。
　　除头号纳粹细菌战犯施莱伊伯格（详见下一节）外，经美军占领当局批准，参与细菌武器研究的纳粹战犯还包括：汉堡伯恩哈特一霍赫特研究所负责人亨利希·里宾尔特教授，他曾任第三帝国卫生问题顾问；设在伍佩尔塔尔的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卫生研究所所长瓦尔特·基库特教授；设在吕纳堡的德国国家医学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库涅尔特，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就是著名的细菌问题专家。二战期间，他即参与大规模杀害和平居民的细菌武器的研制。从1940年出任设在波兰罗兹的国家医学研究所所长起，他便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紧密合作，并进行了无数次以集中营囚犯为试验对象的大规模伤寒及其他传染病的研究。设在弗莱堡的国家实验研究室，其领导层中也包括一些曾使用医学手段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犯。
　　二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莫诺维茨分营主持法本公司设立的综合橡胶工厂、对大批囚犯因充当新药试验对象而致死负有直接责任的乙级战犯奥托·阿姆布罗斯，战后被美国接纳入境。至少到1986年，他还在为一家美国化工企业服务。
　　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洛夫特斯长期的研究结果，美国至少招募了4000名纳粹战犯，将他们编人“弗兰克·威斯纳的地下军”，以便从事反对苏联的“密而不宣的战争”。洛夫特斯还指出：二战后，“数百名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东欧国家战犯被秘密运往美国，在那里受到保护。”
　　第五节　殊途同归，美、苏共同庇护纳粹医学战犯
　　无奇不有。二战结束后，居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名民愤极大的纳粹医学战犯先被苏联重用，又被美军庇护；起码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逍遥法外。他便是前纳粹德国军事医学院保健部负责人、军医少将瓦尔特·斯莱伊贝格。
　　纽伦堡法庭认定该研究院负责人之一的施莱伊贝格曾多次下达指令，在好几个集中营内利用战俘和犹太人囚犯进行过传染疟疾、天花、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无数次试验，而且了解纳粹德国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全部内容和每个环节。施莱伊贝格也是纳粹德国帝国研究会议的成员，它支持、资助和监督这些“医学试验”。一方面，他亲自指派医生们到萨克森豪森和纳茨威勒集中营进行传播流行性黄疽的试验，使那里的囚犯们由于感染上黄疽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施莱伊贝格是出席一次纳粹医学家会议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上级机关向与会者丁一舒勒医生下达命令：给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囚犯注射毒剂苯酚，以便观察他们究竟要过多长时间才会死亡。5　名囚犯通过这种方法被杀死了。丁一舒勒事后描述说：“他们迅即倒在椅子上，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在注射过程中，除发生短暂的全身痉挛外，他们不曾出现丝毫疼痛的表示。”他提示施莱伊贝格在柏林的研究小组：“这意味着接受注射者在不到半秒中死去。”这次研讨会不久，纳粹德国便崩溃了，丁一舒勒医生被盟军抓获，于监狱中畏罪自杀。参加该会议的级别次高的官员、党卫军旅队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夫斯基医生，后来在纽伦堡美军军事法庭审理“医生审判案”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绞刑。显然，施莱伊贝格对集中营囚犯被残杀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由于上述种种严重罪行，斯莱伊贝格理所当然地被列人战犯名单。
　　施莱伊贝格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作为战俘被关在各种各样的战俘营内，甚至还曾被关进著名的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以后，他被送人反法西斯学校学习，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并被培训成东德警察卫生部门的首脑。1946年，他来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苏联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以便对纳粹医学战犯提出起诉。美国方面的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哈迪在法庭上见到施莱伊贝格感到震惊，因为他的大名早已被盟国执法部门列人应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