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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3。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　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　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　“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　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　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　多吃了2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　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1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行军之用。为了路上应急备用，强制规定每人每　天要筹够5个馒头的粮食，在每天的傍晚向负责管理粮食的干部交出5个馒头。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也不例外。
　　每天做出5个馒头的工作定量是很重的。首先要到麦子地里收割，然后用火烤干后，用　手掌搓出麦粒，就这道搓粮的硬工夫，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双手掌心都磨破了。最后才是磨　粉，蒸成馒头。因此，有许多人一天下来不但自己吃不到馒头，有时还完不成任务。
　　宣传干事李伯钊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她的超额数也交了公。回来后只喝一点麦子粒煮　的稀粥。为了避免饥饿，就减少活动，天还未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可饥饿中的肚子“咕噜　咕噜”乱叫，她被饿得实在睡不着。
　　另一间房子里的陆定一也同样被饿得四处想找点充饥的东西。他和李伯钊几乎是同时寻　找到了刘少奇的房间。刘少奇的5个馒头的任务大概还未完成，这时还没有回来。李伯钊看　上了房间内矮凳子上的一把绿油油的青菜，高兴地对陆定一说：“陆部长，咱们先把这把野　萝卜菜借回去吃了再说，明天挖了再还他。”
　　陆定一也为找到充饥的食物异常高兴：“野萝卜菜，好，好！不过，可不能生吃。这个　地方的野萝卜菜说不定会有毒，煮熟了再吃就可以了。”
　　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汤煮了出来。李伯钊和陆定一两个人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　光了。他们惋惜这点野菜太少了，只能是哄骗一下自己的肚子。
　　到了半夜，李伯钊突然呕吐不止，她开始怀疑是自己晚上吃野菜中了毒。但是，陆定一　却一点事都没有，还赶过来看望和请医生，说：“是不是喝了生水，或许是霍乱？”
　　刘少奇也被这边的吵闹声弄醒，和警卫员一起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明白李伯钊　何以这样难受的呕吐，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吃了有毒的东西？”
　　“没有啊！”
　　“晚上吃的什么？”
　　“野菜。”
　　“是不是野菜中毒？”
　　“不会的。我们两个一同吃的，汤都让我喝光了，你们看我一点事都没有。”陆定一想　了想，又笑着对刘少奇说道：“噢，那野菜还是从你那里弄来的呢。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住了。
　　明天挖了还你。“
　　“我的野菜，我们已经吃了呀！”刘少奇感到奇怪。
　　“就是你房间矮凳子上的野萝卜菜。”陆定一回答。
　　“哎呀，怪不得刚才我还问警卫员我的烟叶哪里去了。那是我昨天采的野烟叶子！”刘　少奇解释道。
　　医生来了，诊断检查后判断是野烟叶中毒。
　　警卫员不解地问：“这还是怪了，这野烟叶子宣传部长吃了就没事，可宣传干事吃了就　中毒这么厉害？”
　　医生解释说：“不用问，陆部长平时抽烟很厉害。误食了野烟叶子，对一个抽烟的人来　说，影响不大。但对一个不抽烟的人，就会引起中毒。李干事又是在空腹的饥饿状态下误食　了野烟叶子，所以发作得厉害。没有大的危险，明天就会好的。”
　　“看来为了免于野烟叶子中毒，大家最好像我一样，学会抽烟吧！”陆定一的话把大家　逗笑了。
　　平时不太容易露出笑容的刘少奇也笑了，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声，快步走出房间，来到　毛泽东的住处，谈了李伯钊误食中毒的情况，焦急地说：“我想这样的情况在部队中也会很　多，都断粮了。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一天，邓小平用布口袋提着自己劳动后做出的几个馒头交公后，见李伯钊在一边噘着嘴　生气，知道她肯定又没有吃的了，便把自己布口袋中的1个馒头递给了李伯钊。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邓小平认真地说。
　　李伯钊接过馒头，感动地流下泪水。
　　饥饿得要发疯的人们不仅从含有面粉的神像泥土中寻粮，活人肚子里的麦粒也成了寻粮　的对象。行走在前面部队中的人狼吞虎咽吃下的麦粒因种种原因难以消化，通过肠道带着粪　便和血污排泄出来。后面的部队就像鸟儿觅食一样，又把这些麦粒拣出来冲洗后吞下。
　　饥饿逼出了新的“食谱”。聂荣臻的警卫员弄来了一面破鼓，把上面的牛皮剪下来煮着　吃，大家胃口大开，开玩笑说：“还颇有点海参的味道呢！”
　　干牛皮也能吃的消息很快由行军队伍前边传到后面。于是，有人在路上把过去扔掉的皮　草鞋拣了回来，放在火上烧焦，把焦糊的地方用刀刮干净再用锅煮。脚上正穿着的皮草鞋也　煮吃了，后来又把身上的皮带和枪背带解下来煮着吃。
　　“如果有粮食，我一顿能吃下8斤米！”有的战士在这饥饿中，感到即使一个大粮仓，　他也能吞得下。
　　肚皮贴着脊梁，肚子发出“叽哩咕噜”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荒林山野上传得　很远。荒野上的这百肚争鸣，常引来大家的一阵阵笑声。
　　在川西北的红军弄到了这种少吃缺粮的地步，若是再如此下去，真是不用等国民党军来　动武，红军本身也会因粮食问题自行解体。
　　7月18日，红军采粮人员及掩护部队外出采粮，在丹巴路上被藏民土匪武装袭击。因　领导者指挥有误，招致军心动摇，粮食被抢走，人员也受到损失。红军总部当即命令第39　团团长率领2营前往增援。这次遭遇战，红军损失惨重，失掉长短枪40支，伤亡40人。　这些使采粮受到损失的领导者，回来后全部被逮捕。次日下午4时，红39团及军直属队召　开军人大会，公审在采粮中使部队遭受损失的5名指挥员，并执行枪决。
　　“不这样不行呀，粮食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弄不来粮食，我们几万人就要都自毙在这　里！不枪毙几个怎么能服众？”朱德对那些求情者解释说。
　　黑水河边黑水寺，这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毛泽东双眉紧皱，他越来越感到粮食问　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鬼地区，不能再拖了。如此贫困的地区，所产的粮食　连本地老百姓吃的都不够。数万红军再在这里吃饭，那怎么行？非得都饿死不可！”
　　“有人却不愿意走呀！”周恩来说。
　　“必须拉着他们走！”毛泽东的语气很坚定。
　　“有人是在要官，要大官，官小了他们根本看不上。”周恩来直接说道。
　　“这简直是讹诈，是利用党现在一时的困难进行政治讹诈！”毛泽东气愤异常。
　　“为了红军的团结，我可以让出总司令一职，如何？”朱德说。
　　“不行，总司令这个职权绝不能让出。他看上的是这个总司令，可我们不能给他！是不　是可以多一个副总司令，把四方面军的领导纳入到军委来？”周恩来提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副总司令。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　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工作，迅速打击敌人，红军千万　不能分裂，为此，中央必须作出点让步。”
　　张闻天摇着头，提议道：“我还是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吧，他很可能看上　的就是这个一把手位置。”
　　“那怎么行！总书记代表着党的权威，不能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想了想后又说：　“我看宁愿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出总书记。”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交出我原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周恩来提议。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统一，实现北上创　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　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并决定对组织作必要的调整。
　　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大事。历史　证明，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战役”结局，相当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党内同错误路线斗争中，　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又夺取了一座泸定桥。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　央，那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天大的原则问题，慧眼独识的毛泽东洞察到了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幸甚，红军幸甚！
　　黑水芦花，一个耐人琢磨的地名。淼淼黑水之中竟然也会绽开灿烂芦花一朵。
　　在电话中，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事先找到张国焘，郑重私下通气宣布总政委的易人决定。　恰巧的是张国焘在当时也表示不要总书记一职，他在得知其他常委对在是否让出总政委或总　书记职务上有分歧时，竟得意忘形地对张闻天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嘛，我要　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失算了，在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斗争中，看似沾了大光，其实真正的斗　法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张国焘。
　　张国焘在总政委的任职命令明确内定后，才姗姗来到黑水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研究组织问题的会议。
　　就在红39团召开公审大会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命令，任命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　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明令指出：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为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一　片诚心。
　　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　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有所变动：原第1军团改称第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原第3军团改称第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原第5军团改称第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原第9军团改称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第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